铁蹄
杰克·伦敦（美）著
陈威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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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鹰
第二章 挑战
第三章 杰克逊的胳膊
第四章 机器的奴隶
第五章 好学者
第六章 预兆
第七章 主教的幻觉
第八章 机器破坏者
第九章 梦想的数学运算
第十章 漩涡
第十一章 大冒险
第十二章 主教
第十三章 大罢工
第十四章 终结的开始
第十五章 最后的日子
第十六章 结局
第十七章 鲜红的号服
第十八章 隐居索诺玛
第十九章 改头换面
第二十章 一个失踪的寡头政客
第二十一章 深渊中咆哮的野兽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公社
第二十三章 深渊中的人民
第二十四章 噩梦
第二十五章 恐怖分子
第一章 我的鹰
夏日的微风吹动红杉树林，野水河淌过布满青苔的石块，发出悦耳的潺潺水声。
蝴蝶在阳光下飞舞，四处都能听见蜜蜂慵懒的嗡嗡声。
一切是如此安静而平和，我坐在这里，陷入沉思，内心却焦躁不安。
让我不安的，正是这片宁静。
它看上去并不真实。
整个世界都那么平静，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片刻安宁。
我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找寻那预示着暴风雨将至的征兆。
哦，可一定要等时机成熟啊！
一定要等时机成熟啊！
我的不安并不奇怪。
我想来想去，思绪无法停止。
长久以来我都过着轰轰烈烈的生活，以至于这种安详和宁静使我压抑不堪，我老是想着，那场充斥着死亡与毁灭的革命洪流很快就要爆发了。
我的耳朵里充斥着伤者的哭号，我也能看见那些可爱美丽的躯体被玷污、碾压，灵魂被从骄傲的躯壳里血淋淋地撕扯出来，扔回上帝面前——一切皆如同我曾目睹的那样。
就这样，我们可怜的人类达到了目的，通过不懈的杀戮和破坏，为这个世界创造永久的和平与幸福。
此时，我感到很孤独。
当我不去想即将到来之事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曾经存在，却又已经消逝的东西——我的鹰。他不知疲倦地振翅飞翔，飞向了他永恒的太阳，那是人类最为灿烂的自由理想。
我不能坐等他创造的重大事件的到来，虽然他已无法在此亲眼目睹这件事的发生。
他将毕生的光阴奉献给了这项事业，甚至还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他的作品。
他创造了它。
那么，在这段焦虑等待的时间里，我就来写写我的丈夫。
在所有还活在人世间的人当中，只有我才能最准确地描述他的性格，而像他这样高尚的人格，再怎么夸赞都不为过。
他拥有伟大的灵魂，而当我对他的爱变得无私时，我最遗憾的是他无法在此目睹明日的黎明。
我们不能失败。
他为这件事打下了如此坚实的基础，如此坚定地付出了一切。
诅咒这铁蹄吧！
过不了多久，它就会从它践踏着的人类身上被用力推开。
当口号响起，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将站起来。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劳动者已坚定地团结起来，世界范围内将首次爆发一场国际革命。
你看，我总是惦念着那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我日日夜夜都生活在这些事情中，时间久了，脑海中便总是这些事了。
因此，一想到我的丈夫，我就不免想起它来。
他是它的灵魂，我又如何能在心中把这两者分开呢？
正如我所说的，只有我才能最准确而详尽地描述我丈夫的性格。
众所周知，他为了争取自由历尽艰辛，也承受了许多痛苦。
我十分清楚他艰辛到何种地步，痛苦到何种程度，因为在这二十年的煎熬之中，我一直与他在一起。我知晓他的耐心、他的不倦努力、他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就在两个月前，他为这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想我该尽量写简单些，讲讲欧内斯特·埃弗哈德如何走入我的生活——我怎样第一次见到他，在我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之前他是如何成长的，以及他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我的生活。
这样，你可以通过我的眼睛看他，像我一样了解他的一切——除了那些非常隐私的、但对我来说却十分甜蜜的事情不便提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12年2月，那时他应邀参加我父亲举办的晚宴,来到了我们位于伯克利的家中。
我不能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
他是众多晚宴客人中的一个，大家都在客厅中等所有人到齐，而他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那是“牧师之夜”，我父亲私下是这么称呼的。欧内斯特站在那些教士之中，当然显得有些突兀。
首先，他的衣服不合身。
他穿着一件深色布料的成衣，衣服和他的身材很不相称。
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件成衣能合他的身。
那天晚上，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紧紧地裹着他隆起的肌肉，他的肩膀长得十分厚实，把双肩之间的衣料弄得满是皱褶。
他的脖子像职业拳击手的一样，又粗又结实。
我心想，这就是父亲发现的那个钉过马掌的社会哲学家。
他当然会有隆起的肌肉和那公牛一般的脖子。
我立刻就给他归了类——我想，他是个天才般的人物，是劳动阶级中的佼佼者。
然后，他竟握了握我的手！
他的手握得又紧又有力，黑色的眼睛大胆地直视着我，我觉得他太过大胆了。
你知道，我是这个环境的产物，而那时，我仍怀有强烈的阶级本能。
这种大胆的举动若是出自和我同一阶级的男性，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
我不得不低下了头，而当我转身离开他去跟莫尔豪斯主教打招呼时，我真是感到一阵轻松。莫尔豪斯主教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可爱而严肃的中年人。他长得很像基督本人，也像基督一样品德高尚，同时他还是位学者。
但正是这种在我看来颇为放肆的大胆行为真实地表现了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本性。
他简单、直率，天不怕地不怕，而且他不愿在世俗的矫揉造作上浪费时间。“看着你我很高兴，”他很久之后才对我解释说，“为什么我不能拿自己的眼睛看让我高兴的人呢？”
我说过，他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
他是个天生的贵族——虽然他实际上并不属于贵族这一阵营。
他是个超人，是尼采笔下的那种金发野兽，而且他还热衷于民主。
由于忙着会见其他的客人，而且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我很快便全然忘记了这位工人阶级哲学家，只有在席间注意到他一两次，尤其是在聆听牧师们一位接一位地发言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认为他有幽默感，为此我几乎不再对他不合身的衣服耿耿于怀。
随着时间的流逝，宴会不断进行着，可他始终没有开口说话。这时，牧师们正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工人阶级，说着工人阶级和教会的关系，还有教会已经和正在为工人阶级所做的事。
我注意到我父亲不太高兴，因为欧内斯特没有发言。
有一回，父亲抓住个空档让欧内斯特说几句，但他却耸了耸肩，说了句“我没什么要说的”，然后继续吃他的咸杏仁。
但父亲并不肯善罢甘休。
过了一会儿，他说：“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一位来自工人阶级的朋友。
我可以肯定，他会给大家从新的视角带来一些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我要介绍的是埃弗哈德先生。”
其他人彬彬有礼地表示感兴趣，示意欧内斯特发表他的观点。
虽然他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宽容友善，但这实际上却是出于他们的优越感。
我看到欧内斯特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似乎觉得很有趣。
他缓缓地扫视四周，我看见他的眼中闪烁着笑意。
“我不太熟悉教会论战时的规矩。”他刚一开口，却又谦逊而犹豫不决地停下了。
“接着说啊。”他们催促着。哈默菲尔德博士说：“我们欢迎任何人说出他心中的真理。
只要这是真诚的。”他补充道。
“那么，你认为真诚和真理是可以分开探讨的？”欧内斯特马上笑了。
哈默菲尔德博士倒吸了一口气，终于回答说：“就是我们中最出色的人也可能出错的，年轻人，最出色的人也会的。”
欧内斯特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
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么，”他说，“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全部都错了。
对于工人阶级，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比这还要糟糕。
你们的社会学和你们的思维方式一样漏洞百出，一文不值。”
我没怎么在意他说了些什么，也没在意他怎么说的。
他刚一出声，我就被这声音唤醒了。
那声音跟他的眼睛一样大胆。
那是一声号角，振奋了我的心。
同时，整桌的人也都被这声音所震动，摇摇晃晃地从单调和困倦中苏醒过来。
“你觉得我们思维方式中的什么地方错误百出又一文不值呢，年轻人？”哈默菲尔德博士质问道。他的声音和语气中已经有了些许不悦。
“你们都是形而上学者。
你们用形而上学可以证明任何事，而这样，每一个形而上学者都可以证明另外一个形而上学者是错误的，以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你们是思想王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你们还是疯狂的宇宙创造者。
你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创造的宇宙中，那是你们用自己的幻想和欲望创造出来的。
你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真实的世界，而且你们的想法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除非把这归为精神失常的现象才能说得通。
“你们知道我坐在桌边听你们说啊说的时候想起了什么吗？你们让我想起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的世界。
他们会一本正经、喋喋不休地辩论一个针尖上可以容下几位天使跳舞这种有趣的问题。
我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为什么离二十世纪的学术生活如此遥远，就像一万年前在原始森林中念咒语的印第安巫医一样。”
欧内斯特说话的时候似乎很激动。他满面红光，眼睛一眨一眨的，上颌和下巴开合着，不断地吐出咄咄逼人的字眼。
但这只不过是他说话的方式。
这种方式总是让听众们激奋不已。
他的话就像沉重的大锤，总能敲得他们忘记了自我。
现在，这些听众已经渐渐顾不上自己了。
莫尔豪斯主教身体前倾，紧张地听着。
恼怒和忿恨使哈默菲尔德博士的脸涨得通红。
其他人也发火了。但也有几个人微笑着，既觉得好笑又显出居高临下的派头。
至于我自己，我也觉得这样的情形非常有趣。
我瞥了父亲一眼，恐怕他把这活炸弹扔到人群中后，自己在一旁看着这炸弹的效果就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你的用词非常模糊。”哈默菲尔德博士插嘴说，“你说我们都是形而上学者，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是形而上学者，因为你们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进行推理。”欧内斯特接着说，“你们的推理方法与科学的方法相反。
你们的结论不可能正确。
你们能证明所有的事，但实际上什么也不能证明，并且对于任何一件事，你们中没有两个人的意见会是相同的。
你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意识出发来解释自己和宇宙。
你们用意识解释意识，就好像是想拉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我不明白。”莫尔豪斯主教说，“照我看来，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形而上学的。
所有科学中最为精确可信的一门——数学，完全就是形而上学的。
科学推理的每一步思维过程都是形而上学的。
你肯定会赞同我的这个观点吧？”
“你所说的，证明你并不明白。”欧内斯特回答，“形而上学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进行演绎推理。
科学家根据实验得出的事实归纳结论。
形而上学者从理论出发推测事实，科学家从事实入手总结出理论。
形而上学者根据自身来解释宇宙，科学家通过宇宙来了解自己。”
“感谢上帝，我们不是科学家。”哈默菲尔德博士得意地咕哝了一句。
“那你们是什么？”欧内斯特质问道。
“哲学家。”
“得了吧。”欧内斯特笑了，“你已经坐着这个词离开了现实的坚固大地，飞到天上去了。
请你回到地面，明确地告诉我你所谓的哲学是什么意思。”
“哲学是——”哈默菲尔德博士停下来清了清喉咙，“一种只有具备哲学头脑和气质的人才可能全面定义的东西。
那些鼻子贴着试管，头脑狭隘的科学家，是不可能理解哲学的。”
欧内斯特毫不理会这种攻击。
他总是利用对方的观点进行还击，眼下就是如此。他和蔼可亲地笑着，语气温和地把问题转回对方身上。
“那么，你一定会了解我现在要对哲学下的定义。
但是在说之前，我向你挑战，请你指出我定义中的错误之处，要不就一直做一个沉默的形而上学者。
哲学，不过是所有科学中最宽泛的一种。
它的推理方法和其他所有科学类别的推理方法一样。
这种统一的推理方法就是归纳法。通过它，哲学把所有科学门类融合成一门伟大的科学。
如斯潘塞所说，任何一门科学中已知的事实都是部分知识的集合。
哲学把所有科学提供的知识融合成一个整体。
可以这么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最主要的科学。
你看我这个定义怎么样？”
“实在佩服，实在佩服。”哈默菲尔德博士有气无力地低语道。
但欧内斯特并不肯就此罢手。
“记住了，”他警告似的说，“我的定义对形而上学是致命的。
如果你们现在不指出我定义中的破绽的话，等会儿你们那套形而上学的论调就不会有用武之地了。
你这一辈子都得努力寻找我的破绽，并且安静地闭上嘴巴，不去谈你们那套形而上学的论调，直到你找到我的破绽为止。”
欧内斯特停了一会儿。
此刻的沉默非常尴尬。
哈默菲尔德博士似乎很痛苦。
他也很是困惑。
欧内斯特激烈的攻势让他措手不及。
他不习惯这种简单而直接的辩论方式。
他用恳求的眼神望向桌旁的人们，可是没有人替他说话。
我看见父亲用餐巾捂着嘴偷笑。
“还有一个击溃形而上学者的办法，”欧内斯特彻底击败哈默菲尔德博士后接着说，“用他们的工作来评判。
除了编造空洞的幻想，并把自己的影子奉为神明之外，他们为人类做了什么呢？
我承认，他们为人类增添了一些乐趣，可是他们对人类作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又有多少？当科学家们阐述血液循环机制的时候，他们却在进行哲学分析——请原谅我的错误用词——说心脏是各种情绪的来源。
当科学家们建造谷仓，排泄城市污水的时候，他们却在大声疾呼，说饥荒和瘟疫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当科学家们建造公路和桥梁的时候，他们却随着自己的意愿，依照自己的样子塑造上帝。
当科学家们发现美洲大陆，探索太空以寻找星体运行规律的时候，他们却描述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简而言之，形而上学者没有对人类作出任何贡献，根本没有。
一点一点地，在科学进步之前，他们就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一旦科学家们用确证的事实推翻了他们对事物的主观解释，他们马上又会对事物进行新的主观解释，就连最新确证的事实也能解释。
我毫不怀疑，他们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
先生们，形而上学者就像巫医一样。
爱斯基摩人创造了披毛皮、吃鲸脂的神，你们和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多知晓了几千年来已确证的事实而已。
仅此而已。”
“可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统治了欧洲十二个世纪，”巴林福德博士傲慢地嚷道，
“而且亚里士多德是个形而上学者。”
巴林福特博士环视了在座的人，人们都回报以点头或是微笑，以示赞许。
“你举了一个最糟糕的例子，”欧内斯特回答说，“你所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段极为黑暗的时期。
事实上，我们把那个时期称为‘黑暗时代'。
在那段时期中，科学完全被形而上学者给糟蹋了。那时候，物理成了寻找点金石的巫术，化学成了炼金术，天文学成了占星术。
很抱歉，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统治实在糟透了！”
巴林福德博士的脸色很差，但接着他又振作起来，说：
“姑且承认你这可怕的描述，但你必须承认，是形而上学的先天优势把人类从这段黑暗时期中解救出来，并引领他们走进随后的光明世纪。”
“形而上学与此毫不相关。”欧内斯特反驳道。
“你说什么？”哈默菲尔德博士大声嚷嚷着，“难道不是思考和推测指引人们踏上发现新大陆之旅的吗？”
“哎呀，我亲爱的先生，”欧内斯特微笑着说，“我认为你已经没资格说这些了。
你还没有找到我的哲学定义中的漏洞。
你现在的依据本身就站不住脚。
不过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的方式，我原谅你。
我重申一次，形而上学与此毫不相关。
面包和黄油、丝绸和珠宝、一元钱和一分钱，还有通往印度的陆上贸易通道碰巧中断，就是这些促成了航海大发现。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土耳其人封锁了商队前往印度的道路。
欧洲的商人不得不另找一条路。
这才是促成航海大发现的根本原因。
哥伦布的航行是为了寻找一条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新航线。
所有的历史书上都这么写着。
顺便提一下，当时出现了对地球的性质、大小和形态的新的客观认识，而托勒密的体系开始没落。”
哈默菲尔德博士哼了一声。
“你不同意我的说法吗？”欧内斯特反问道，“那么，我哪里说错了呢？”
“我只能重申自己的立场，”哈默菲尔德博士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这些故事太长了，现在没法说。”
“不，对于科学家而言，根本没有太长的故事，”欧内斯特温和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总能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能到达美洲。”
我不想把整个晚上的事都写下来，虽然回忆刚认识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这几个小时中的每一刻、每个细节对我来说都很有趣。
舌战激烈地进行着，牧师们都涨红了脸，情绪激动，尤其是当欧内斯特用空想哲学家、蒙昧主义者，或其他类似的字眼来称呼他们的时候。
而且他总能用事实逼退他们。“事实啊，朋友，这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每当他让他们中的某个人栽了跟头时，他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这样大声宣布。
他列举了种种事实。
他用事实绊倒他们，用事实伏击他们，火力全开地用事实轰炸他们。
“你似乎信奉事实教呢。”哈默菲尔德博士嘲笑他。
“没有上帝，只有事实，埃弗哈德先生是事实的先知啊。”巴林福德博士补充道。
欧内斯特微笑着默认了。
“我像个得克萨斯州的人。”他说。
应别人的要求，他解释道：“你们知道，密苏里人总是说：‘你得让我看到才行。'
而得克萨斯人说：‘你得把它放到我手里才行。'
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得克萨斯州人不是形而上学者。”
还有一次，当欧内斯特说起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经不起真理的检验时，哈默菲尔德博士突然发难：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年轻人？
能否请你解释一下这个让比你睿智得多的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
“当然可以。”欧内斯特回答说。
他那自信的态度激怒了他们。“那些睿智的人之所以为了真理伤透脑筋，是因为他们飞到空中去追寻答案。
倘若脚踏实地，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真理——对了，他们就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想法恰恰都是在检验真理。”
“检验，检验，”哈默菲尔德博士不耐烦地重复着，“别光说些开场白。
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跟神一样了。”
他的言辞和语气中夹杂着无礼、讽刺和怀疑的论调，这让在座大多数人暗暗高兴，但却让莫尔豪斯主教有些不安。
“乔丹博士非常明确地说过，”欧内斯特说，“他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这是否行得通？你肯把你的性命寄托在它之上吗？'”
“呸！”哈默菲尔德博士讥讽道，“你忘记算上贝克莱主教了。
他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回答。”
“他是形而上学者中地位最高的一个，”欧内斯特大笑着说，“但是你的这个例子实在糟糕。
正如贝克莱自己所证明的，他的形而上学行不通。”
哈默菲尔德博士发火了，简直是义愤填膺。
就像他当场抓到欧内斯特正在偷东西或者撒谎似的。
“年轻人，”他高声说，“这个说法跟你今天晚上所有的言论完全是一个调调。
这都是些毫无价值、毫无根据的假设。”
“我的确被打垮了，”欧内斯特谦恭地低声说，“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我。
你得把它放进我的手里才行，博士。”
“我会的，我会的。”哈默菲尔德博士气急败坏地说，“你是如何知道的？
你不知道贝克莱主教证实过自己的形而上学行不通。
你没有证据。
年轻人，他的形而上学向来都是行得通的。”
“我就来证明贝克莱的形而上学是行不通的，因为——”欧内斯特镇定地停顿了片刻，“因为贝克莱向来都从门里进出，从不穿墙而过。
因为他靠着吃面包、黄油和烤牛肉而活着。
因为他用剃刀刮胡子，用它把脸上的毛发除掉。”
“可是这些都是现实事物！”哈默菲尔德博士大声说，“形而上学是精神层面上的。”
“就是说，形而上学在精神层面才能行得通？”欧内斯特轻声反问。
另一方点了点头。
“在精神层面上，许多天使可以在一枚针尖上跳舞。”欧内斯特边想边说，“在精神层面上，一个吃鲸脂、披兽皮的神灵可以存在并有所影响。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也不存在相反的证据。
我想，博士，你是活在精神层面上的吧？”
“我的精神即是我的王国。”博士这样回答。
“这不过是你活在空中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但我敢肯定，吃饭的时候，或者发生地震的时候，你一定会回到地面上来的。
或者，请博士你告诉我，你难道不知道，你无形的身子骨也会在地震中被一块非物质的砖块砸中吗？”
哈默菲尔德博士立刻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那块头发下面藏着一块疤。
欧内斯特歪打正着地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例子。
哈默菲尔德博士在那次大地震中险些被一个倒塌的烟囱砸死。
在座的人们哄堂大笑。
“怎么样？”笑声平静下来后，欧内斯特问道，“有相反的证据吗？”
“怎么样？”在一片沉默中，他接着问，“怎么样，你们那套理论不行了吧。”
而哈默菲尔德博士暂时被击倒了，于是这场战斗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
欧内斯特用一个又一个观点挑战那些牧师。
当他们声明自己了解工人阶级时，他向他们讲述了他们并不知道的工人阶级的本质，并向他们挑战，要他们提出反证。
他给他们摆事实，他总是用事实证明他们活在空中，并将他们拉回地面，拉回现实。
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独特的场景！我现在还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中有战斗的号角，他用事实痛击他们，每一个事实都像一记皮鞭，一下又一下抽打着他们。
他毫不留情。
他从不妥协，也绝不退让。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最后给他们的沉重一击：
“今晚，你们已经多次直接声明或者无意识地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们不了解工人阶级。
但这不怪你们。
你们怎么可能了解工人阶级呢？你们没有和工人阶级住在一起。
你们和资产阶级一起住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不呢？
资产阶级给你们发工资，给你们提供食物，就连你们今晚穿的这身衣服也是资产阶级套在你们身上的。
作为回报，你们向你们的雇主传授形而上学，他们特别能接受这一套。而这套形而上学之所以被他们所接受，是因为这套理论不会威胁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
桌边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
“啊，我并不是在质疑你们的真诚，”欧内斯特继续说，“你们很真诚。
你们传授的都是你们所相信的东西。
那是你们力量和价值的所在——对资产阶级而言。
然而，一旦你们的信仰变成某种会威胁已有社会秩序的东西，你们所传授的东西将不为你们的雇主所接受，而你们就会遭到排斥。
每隔一会儿，你们中就有一些人会被赶走。
我说的不对吗？”
这次没有人有异议。
人们都沉默地坐着，除了哈默菲尔德博士，他说：
“只有他们的思想出错时才会被迫辞职。”
“这是说他们的思想不被接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欧内斯特回答道，并继续说，“所以我说，你们还是继续传道挣钱吧，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插手工人阶级的事。
你们属于敌人的阵营。
你们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共同点。
你们要做的事，别人都已经为你们做好了，你们的手都是软绵绵的。
你们饱食终日，大腹便便。”（这时，巴林福德博士畏缩了一下，而所有的眼睛都落在了他那惊人的腰围上。
据说他已经有很多年看不到自己的脚了。）“而且你们的脑中满是支撑着现有社会秩序的教条。
你们都是雇佣兵（我承认，你们是忠实的雇佣兵），就像瑞士卫队的士兵一样。向你们的食物和工钱尽忠吧，用你们的说教保卫你们雇主的利益吧，但是别到工人阶级中来充当虚伪的领导者。
你们绝对不可能同时站在两个阵营中。
工人阶级现在不需要你们。
相信我，工人阶级以后也不会需要你们。
而且，没有你们，工人阶级反而会好得多。”
二次革命主要是由欧内斯特·埃弗哈德发起的，当然他也与欧洲的工人领袖进行合作。
逮捕并秘密处决埃弗哈德是公元1932年春天的一件大事。然而他已经为起义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因此他的同谋者们依然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毫无混乱和延误。
埃弗哈德被执行死刑之后，他的妻子去了延龄草小屋——一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索诺玛山间的小平房。
毫无疑问，她在此处指的是芝加哥公社运动。
我们完全尊重阿维丝·埃弗哈德，但必须指出的是，埃弗哈德只是策划二次革命的众多能干的领导人之一。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负责任地说，即便他还活着，二次革命的结局也不会比实际的悲惨情形好到哪里去。
二次革命确实是国际性的。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它太庞大了，单靠一个人的智慧绝对无法完成。
全世界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工人们都准备好了起来反抗，只待一声令下。
德国、意大利、法国，还有整个大洋洲的国家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随时准备着向革命伸出援手。
他们干得漂亮，且正因如此，当二次革命失败时，他们也被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的寡头政治家们击溃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政府被寡头政治所取代。
约翰·坎宁安是阿维丝·埃弗哈德的父亲，他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州立大学的教授。
他的专业方向是物理学，并且他进行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学家。
他对科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电子的研究，以及关于“质量与能量的鉴定”方面不朽的研究成果。虽然质疑声始终不断，但无可非议的是，他在这项研究中得出了物质和力的基本单位相同这一结论。
奥利弗·洛奇爵士和其他一些研究放射性物质这一新领域的学者早先提出过这个想法，但并未给出证明。
在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为了钱而与别人竞争。
他们赤手空拳地搏杀。
其中一方被打晕或是打死之后，胜利者就会拿走那笔钱。
这里暗指一位失明的黑人音乐家，他的音乐作品在19世纪下半叶风靡全球。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19世纪一位疯狂的哲学家，他大胆地探寻真理，但在去世前，他一直在人类思想这个问题上兜圈子，并最终精神失常。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著名教育家。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当时，该校的办学资金来自私人捐款。
一位理想主义一元论者，他否定物质的存在，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当时的哲学家们困惑不已。但当新的科学经验主义事实被哲学归纳之后，他的巧妙言论最终被驳倒。
指1906年摧毁了旧金山的那场大地震。
这个词源自于当时的习俗。
在人们如野兽一般决斗时，落败的一方放下武器，由胜利者选择杀死他还是放过他。
当时，很多牧师因为传播不为统治阶级所接受的言论而被逐出教会。
特别是当他们的说教与社会主义有牵连时，他们就会被驱逐。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从国外雇佣的皇宫卫队。路易十六最终被他的人民推上了断头台。
第二章 挑战
客人走后，父亲把身子猛地倒在椅子里，发泄似的放声大笑起来。
自从我母亲去世后，我还从没听到他如此发自内心地笑过。
“我敢打赌，哈默菲尔德博士这辈子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笑着说，“‘教会论战的规矩'！
你注意到了吗，开始时他多像一只小绵羊——我说的是埃弗哈德，但只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变成了一头怒吼的雄狮。
他的思维十分严谨。
如果投身于科学，他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不用说，我对欧内斯特·埃弗哈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不仅对他所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感兴趣，而且对他本人也十分感兴趣。
我从没遇见过像他那样的男人。
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活到24岁还没有结婚的原因。
我喜欢他，我不得不对自己坦白。
我对他的喜欢超出理性，不需要理由。
尽管他有鼓起的肌肉和拳击手般的脖子，可他给我的印象却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我感到，在他卖弄才华、夸夸其谈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脆弱而敏感的灵魂。
我察觉到了，但我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觉察到的，也许这就是我作为女性的直觉吧。
他那号角般的声音里蕴含着的某些东西打动了我的心。
这声音仍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要再一次聆听，还想再一次看到他眼中闪烁的笑意，这笑意让我对他那严肃而又热切的表情产生了错觉。
此外，还有些模糊不定的情绪困扰着我。
我几乎当时就爱上了他，尽管我相信，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他，那种模糊的情绪定会消失，而我也会很容易地忘了他。
但是命中注定，我不会再也见不到他。
我父亲最近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并且又时常举办晚宴，这使我得以再次遇见他。
我父亲不是社会学家。
他和母亲结婚后，生活一直非常幸福，而他做自己的本行——物理学研究时也觉得很快乐。
但是母亲去世后，他自己的工作已经不能填补他内心的空虚了。
起先，他稍稍涉足哲学，然后便对它产生了兴趣，并由此步入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领域。
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并很快燃起了纠正世上一切错误的热情。
虽然我没怎么去想结果会如何，但这些迹象表明他对生活有了新的寄托，使我十分欣慰。
怀着孩子般的热忱，他兴奋地投身于这些新的研究，丝毫不管它们会将他带向何方。
他总是习惯于在实验室中生活，所以他把餐厅变成了社会学实验室。
赴宴者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有科学家、政客、银行家、商人、教授、工人领袖、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他鼓励他们展开讨论，并分析他们对生活和社会的想法。
他在“牧师之夜”前不久才碰到欧内斯特。
客人离开后，我了解了父亲遇见他的经过。有天晚上，他穿过一条大街时停了下来，听一个人站在肥皂箱上对一群工人演讲。
这个站在箱子上的人就是欧内斯特。
这并不是说，他只是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他在社会党委员会中的地位很高，是领导人之一，也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哲学的权威。
除此之外，他还能用简单的语言清晰地阐述深奥的道理。他天生就是一个解说者和老师，却又情愿站在肥皂箱上给工人讲解经济学。
我父亲驻足聆听，对他非常感兴趣，于是便设法与他交谈，等到相当熟悉后，再邀请他来参加牧师们的宴会。
直到晚宴结束，父亲才告诉我有关欧内斯特仅有的一点点信息。
他出身于工人阶级，但却是在美国生活了两百多年的埃弗哈德家族的后裔。
他十岁那年就进厂干活，后来他当了一阵子学徒，成为一名马蹄铁工。
他的知识都是自学的。他自学了德语和法语，那个时候为了维持生计，他还帮芝加哥一家生意惨淡的社会党出版社翻译科学和哲学著作。
此外，他自己也写些没什么销路的经济学和哲学作品，靠微薄的版税增加收入。
睡觉之前，我只听到这么多关于他的事。我躺着，好久睡不着，听着他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
我渐渐开始害怕起自己的想法来。
他与我这个阶层的男人如此不同，那么特别，又那么有力。
他那种压倒众人的姿态让我既欣喜又害怕，因为我肆意地幻想着，直到我发现自己把他当作情人、丈夫一般看待。
我常常听别人说，男人的力量对女人来说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可是他实在太强了。
“不！不！”我喊了出来，“这不可能，太荒谬了！”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我发现自己渴望再次见到他。
我想看到他用充满战斗力的声音在辩论中力压群雄，想看到他用全部的信心和力量粉碎他们的自满情绪，把他们从自己一贯的思维方式中摇醒。
如果他的确是虚张声势，那怎么办？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有用”，这确实有效果。
再说，他的气势看起来真好。
那气势就像一场战役正在拉开序幕，让人热血沸腾。
之后几天，我看了从父亲那里借来的欧内斯特的一些作品。
他的文字和他说的话一样清晰又有说服力。
他用相当简单的话就能说服一个满腹疑问的人。
头脑清晰是他的天赋。
他是最棒的解说家。
然而，虽然他的语言风格很好，但书中有许多地方我并不喜欢。
他太强调他所谓的阶级斗争、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以及双方的利益冲突。
父亲高兴地告诉我哈默菲尔德博士对欧内斯特的评语，大意是“一个粗野的毛头小子，以为懂了点皮毛就可以神气活现了。”
哈默菲尔德博士还表示不愿再与欧内斯特见面。
但是莫尔豪斯主教却对欧内斯特产生了兴趣，而且渴望再见他一面。“一个健壮的年轻人，”他说，“非常有朝气，生气勃勃。
但他太自以为是，太自以为是了。”
一天下午，欧内斯特与我父亲一起来了。
主教已经到了，我们正在走廊上喝茶。
顺便提一下，欧内斯特之所以在伯克利逗留是因为他正在大学专修生物学的课程，并且他还致力于新书《哲学与革命》的创作。
欧内斯特一来，这个走廊似乎就变得小了很多。
他并不是很高大，他身高不过五英尺九英寸，可看起来却似乎散发出着顶天立地的气势。
当他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时，他露出一丝尴尬的神情，很奇怪，这神情同见面时他那大胆的目光和握了好一会儿的那双结实而笃定的手并不相称。
在那一刹那，他的眼神同样坚定、沉着。
而这一次，他的眼里好像有了一丝疑问，和前一次一样，他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读过你的《工人阶级的哲学》。”我一说，他的眼里马上闪出喜悦的光芒。
“那么，”他回答，“你一定体会到了读者的心声。”
“是的，我体会到了，因此我要与你来一场辩论。”我向他发出挑战。
“我也要与你辩论一场，埃弗哈德先生。”莫尔豪斯主教说。
欧内斯特奇怪地耸了下肩，接过一杯茶。
主教鞠了一躬，示意让我先来。
“你煽动阶级仇恨。”我说，“我认为，在工人阶级中引起狭隘与残暴的心理是一种错误，一种犯罪。
阶级仇恨是违背社会发展的，而且依我看，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的。”
“我没有错。”他反驳，“阶级仇恨从未出现在我的文章中，也从未出现在我任何文章的精神中。”
“哦！”我满怀谴责地叫了一声，伸手把他的书拿过来翻开。
他抿了一口茶，微笑着看我翻书。
“第132页，”我大声地读了出来，“‘因此，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阶级斗争存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我得意地望着他。
“这里并没有提到阶级仇恨啊。”他笑着回应。
“但是，”我回答，“你说了‘阶级斗争'。”
“这与阶级仇恨不是一回事，”他回答，“还有，相信我，我们绝对没有煽动什么仇恨。
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我们对此没有任何责任。
我们也没有引起阶级斗争。
我们只是解释了它，就像牛顿解释了万有引力一样。
我们解释了引起阶级斗争的利益冲突的本质。”
“可是根本就不该存在利益冲突啊！”我叫嚷着。
“我由衷地同意你的看法。”他说，“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消灭利益冲突。
请原谅。
让我来念一段。”他拿起自己的书往前翻了几页。
“第126页：‘阶级冲突的循环始于原始部落共产主义的解体，而崛起的私有制又将随着社会存在方式中私有制的消亡而结束。'”
“我可不同意你说的。”主教插了进来，他那苍白的、苦行僧似的脸上微微泛红，泄露了他激动的情绪，“你的前提错了。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根本就没有利益冲突这回事——或者说，就不应该有这回事。”“谢谢你，”欧内斯特严肃地答道，“你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正好印证了我的前提。”
欧内斯特耸耸肩。
“我猜，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如此吧。”
“但是我们生来可不是这样！”另一方大声叫着。
“你是在谈论理想中的人吗？”欧内斯特问道，“那种大公无私、贤若神明、凤毛麟角的，确切地讲并不存在的人吗？或者你所说的是寻常、一般的普通人呢？”
“一般的普通人。”主教回答道。
“那些软弱不堪，时常犯错的人？”
莫尔豪斯主教点点头。
“小气又自私的？”
他再次点头。
“注意！”欧内斯特发出警告，“我说的是‘自私'。”
“一般人就是自私的。”主教大胆地承认。
“想要他们能得到的一切？”
“想要他们能得到的一切——可悲的事实。”
“那我可抓住你了。”
欧内斯特的嘴巴猛地一合，活像一个陷阱，
“让我解释给你听吧。
比如有一个人在有轨电车上工作。”
“没有资本家，他就不可能有工作。”主教打断他。
“是的，但你也必须承认，没有工人为他们挣钱，资本家也会完蛋。”
主教沉默了。
“不是吗？”欧内斯特追问了一句。
主教点点头。“这么说，我们所讲的相互抵消了。”欧内斯特用平淡的语气说道，“我们还在原地。
现在从头开始。
在电车上工作的工人们提供劳动。
股东们提供资金。
通过资本家和工人的共同努力，钱就赚来了。他们把所赚的钱分配一下。
资本家所得的叫‘红利'。
工人所得的叫‘工资'。”
“很好，”主教插话道，“所以没有理由不和和气气地分配收入。”
“你已经忘了我们刚刚一致同意的事。”欧内斯特应答道，“我们都同意，一般人都是自私的。
这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
你脱离了现实，安排那些本应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分钱。
然而回到现实，工人是自私的，想要得到他能在分配中所能得到的一切。
资本家也是自私的，也想在分配中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一切。
要分配的东西只有那么多，双方都想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这样就有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无法和解。
只要工人与资本家还存在，他们就会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不停地争吵。
如果你今天下午在旧金山，你就不得不走回家了。
因为街上一辆有轨电车都没有了。”
“又是罢工？”主教惊慌地问道。
“是的，他们正在为电车收入的分配问题争吵呢。”
莫尔豪斯主教激动起来了。
“这是不对的！”他叫嚷着，“工人们竟然如此目光短浅。
他们怎么能期待博得我们的同情——”
“当我们不得不走路回家的时候。”欧内斯特俏皮地说。
但是莫尔豪斯主教不理睬他的话，继续说道：
“他们的思想太狭隘了。
人应该像人的样子，不能像野兽一样冷血。
这样又会有暴力和谋杀，又会有伤心的寡妇和孤儿了。
资本家与工人应该成为朋友。
他们应当携手合作，互惠互利。”
“啊，这会儿你又脱离现实了，”欧内斯特冷冷地说，“回到现实吧。
记住我们刚才达成的共识，一般人是自私的。”
“但他们不应是这样的啊！”主教大声嚷着。
“这句话我同意。”欧内斯特回应说，“他们不应该自私自利，但他们会一直自私自利下去，只要他们还活在以那些混蛋伦理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中。”
主教十分震惊，而我父亲则吃吃地笑了起来。
“对，混蛋伦理学。”欧内斯特无情地继续说着，“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意义。
这就是你们教会所代表的东西，就是你们每次站在讲道台上宣扬的道理。
混蛋伦理学！
真的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了。”
莫尔豪斯主教转过身，一脸哀求地望着我父亲，可是父亲只是微笑地点点头。
“我恐怕埃弗哈德先生是对的。”他说，“不干涉主义，这放任的政策，人人都只顾自己，落后的就去见鬼。
正如埃弗哈德先生那天晚上说的那样，你们这些教会中人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而社会秩序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可这并不是基督的教义啊！”主教嚷嚷起来。
“现在教会根本就不在宣扬基督教义，”欧内斯特飞快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不愿意与教会有任何瓜葛的原因。
教会赦免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而野蛮的行为。”
“教会没有赦免这种事。”主教反驳道。
“可教会也没有反对这事。”欧内斯特回答说，“并且，只要教会不反对，那么就是赦免了。别忘了，教会后面可是资产阶级在撑腰。”
“我从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过这个问题。”主教天真地说，
“你一定错了。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悲惨与邪恶的事情。
我知道，教会已经失去了你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支持。”
“你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无产阶级的支持。”
欧内斯特大声说，“无产阶级成长于教会之外，而且从未依靠过教会。”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主教无力地说。
“那好，让我来解释。
在18世纪后期，开始有了机械和工厂体系，使大量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
旧的劳动体制解体。
劳动人民被迫离开他们的村庄，涌入了工业区。
母亲和孩子都被赶到新机器前干活。
家庭生活戛然而止。
生活条件差得惊人。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莫尔豪斯主教一脸痛苦地打断了谈话，“这的确可怕。
可是这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啊。”
“就是那时，一个半世纪以前，现代无产阶级诞生了，”欧内斯特接着说，“而教会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当资本家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屠宰场的时候，教会却一言不发。
它没有反对，就像今天一样，没有反对。
正如奥斯汀·刘易斯那时所说，那些背负‘拯救我们的子民'使命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民给贩卖出去当奴隶，干活干到死，一点反抗都没有。
那时的教会毫无作为，在我接着说下去之前，我希望你干脆地同意我的话，或者干脆地否定我。
当时的教会是不是毫无作为？”
莫尔豪斯主教犹豫了。
同哈默菲尔德博士一样，他不习惯这场欧内斯特所谓的激烈的“肉搏战”。
“18世纪的历史已经记录下来了，”欧内斯特提醒他说，
“要是教会没有保持沉默，那么书上就会写明教会有所行动。”
“我恐怕教会当时的确毫无表示。”主教承认了。
“直到今天，教会仍然不管不顾。”
“那我可不同意。”主教说。
欧内斯特顿住了，仔细打量着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好吧，”他说，“让我们来瞧瞧吧。
在芝加哥，妇女们辛苦工作一星期，只能拿到九毛钱。
教会抗议了吗？”
“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闻，”他回答，“一星期九毛钱！太可怕了！”
“教会抗议没有？”欧内斯特追问一句。
“教会不知道这事。”
主教极力辩解。
“可是教会的使命是‘拯救我们的子民'。”欧内斯特讽刺地说。
然后，他又接着说：“请原谅我的嘲笑，主教大人。
但是你能想像一下吗，我们会对你们失去耐心？
南方的纺织厂让孩子们干活，你们什么时候对你们的资本家圣会抗议过？
六七岁的孩子每天晚上干活，十二小时轮一次班。
他们从没享受过幸福的阳光。
他们像苍蝇一样死掉。
那些红利都是他们的血汗钱。
靠这些红利，新英格兰建起了许多富丽堂皇的教堂。在那些教堂里，你们这些人对着那些得到分红的圆胖子股东们说着讨他们欢心的陈词滥调。”
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稀奇，几十年之后还会如此——教会拿着资产阶级的好处，捍卫着资产阶级的财产。
阿斯加德大博物馆里有一部叫《应用文集》的书，作者是亨利·范戴克。
这本书出版于公元1905年。
据我们所知，范戴克肯定是一名教会中人。
这本书是埃弗哈德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绝好例证。
注意，前面所引的查尔斯顿浸信会的话和七十年后范戴克的一番言论非常相似：‘《圣经》教导说，上帝拥有这个世界。
他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每个人进行分配，这是符合一般规律的。'”
“我不知道。”主教有气无力的嘀咕了一声。
他脸色苍白，看上去似乎要吐出来了。
“那么说，你没有抗议过？”
主教摇摇头。
“那么，今天的教会也像18世纪一样默不作声吧？”
主教沉默了。这一次，欧内斯特忍住了没有继续发难。
“别忘了，一旦一个牧师真的提出抗议，他就会被逐出教会。”
“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主教反驳道。
“你会抗议吗？”欧内斯特质问。
“把你所说的我们社会中的邪恶给我瞧瞧，我一定会抗议。”
“我会让你看到的。”欧内斯特平静地说，“我会为你安排。
我会带你到地狱走一趟。”
“那我一定会反抗。”
主教在椅子上挺直了腰杆，他那温和的脸上浮现出战士般严峻的神情，“教会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会被开除的。”欧内斯特警告说。
“我会证明事实与此相反。”主教反驳道，“我要证明，即使你说的话是真的，教会也是因为不知情才犯错的。
并且我还认为，工业社会当中发生的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是资产阶级的无知造成的。
一旦得知这些消息，他们马上就会改正所有的错误。
教会有责任传递这些消息。”
欧内斯特大笑起来。
他笑得那么残忍，我不得不为主教辩护。
“别忘了，”我说，“你只看到问题的一面。
在我们之中的确有好的地方，尽管被你说得一文不值。
莫尔豪斯主教是对的。
像你所说的那些可怕的工业社会的错误，确实是由无知造成的。
社会的分歧已经太大了。”
“就算是原始印第安人也没有资产阶级那么残忍粗暴。”他回答道。我听到他的话，顿时心生厌恶。
“你不了解我们，”我说，“我们并不残忍粗暴。”
“证明一下。”他挑衅地说。
“我能怎么......
对你证明啊？”我有点发火了。
他摇摇头。“我没有让你证明给我看。
我是让你证明给自己看。”
“我知道。”我说。
他粗鲁地回答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好了好了，孩子们。”父亲安慰地说。
“我不管——”我气愤地说，但是欧内斯特打断了我。
“我知道你有钱，或者应该说你父亲有，这是一样的——投资到西拉纺织厂的钱。”
“这有什么相关的？”我大声嚷着。
“没有多大关系。”他慢慢地说，“只有一点，你穿的衣服沾满了鲜血。
你吃的食物是血做的。
小孩子和年轻人的血正从你的房梁上往下滴。
现在，我闭上眼睛，就能听到血在我周围滴落，滴答滴答的。”
他用肢体动作配合自己的话语，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我觉得自己受到羞辱，自尊心受到伤害，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一生还从未受过如此无礼的对待。
主教和父亲都慌了，尴尬不已。
他们试图把对话引向比较轻松的方向，但欧内斯特睁开眼睛看了看我，又把目光移开了。
他的嘴紧闭着，目光很坚定，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
我永远无法得知他将要说什么，也不知他要用什么可怕的言辞来对付我，因为就在那时，一个人从人行道上经过，停下脚步望着我们。
那人身材高大，穿得破烂不堪，背上背着一大筐藤条和竹子做的架子、椅子和席子。
他往房子里瞅了瞅，好像在盘算要不要进来推销他的东西。
“那个人名叫杰克逊。”欧内斯特说。
“有这么强壮的身体，他应该去工作，而不是做小贩。”我冷冷地说。
“注意他左边的袖子。”欧内斯特温和地说。
我一看，发现那只袖子是空的。
“我听到你们房梁上滴下的血中，有一些就来自那条胳膊。”欧内斯特继续温和地说道，“他的胳膊是在西拉纺织厂里给轧断的，他就像一匹受伤的马，而你们却把他赶到大街上，让他自生自灭。
我说的‘你们'，指的是你和其他的股东花钱雇来为你们管理工厂的管理员和工头们。
那是一场意外。
他为了替公司省几美元，才发生那件事的。
摘棉机的齿轮轧住了他的胳膊。
他本可以任他看到的那一小块石头通过齿轮。
本来只会打掉两排齿。
可是他伸手去捡那块石头了，他的胳膊被轧住，从指尖到肩膀全部轧得粉碎。
这事发生在晚上。
工厂正在加班。
那个季度工厂盈利巨大。
杰克逊已经干了好几个小时，他的肌肉失去了弹性和爆发力。
这让他的动作稍微慢了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会轧住他。
他还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公司为他做了什么呢？”我问。
“什么也没有。
哦，是的，他们确实做了点事。
他们打赢了他出院后索赔的官司。
你知道，公司方面请的是十分能干的律师。”
“你没有把整个事情的原委讲出来，”我肯定地说，“或者你根本不清楚整件事。
也许是那个人很霸道呢。”
“霸道！哈！哈！”他笑得十分冷酷，“老天！霸道！他的胳膊给轧断了！可是，他只是个低声下气的仆人，根本就没有人说过他霸道。”
“可是法庭呢，”我追问，“要是除了你所说的以外，没有其他细节，这个案子他就不会输了。”
“英格拉姆上校是公司的首席律师。
他是个精明的律师。”欧内斯特紧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接着说，“坎宁安小姐，我来告诉你该干些什么。
你去调查杰克逊一案。”
“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我冷冷地说。
“好吧，”他和蔼地笑着，“我会告诉你上哪儿去找他。
但是，当我想到你将用杰克逊的手臂证明些什么时，我都替你心寒了。”
因此，结果是，主教和我都接受了欧内斯特的挑战。
他们一同离去，留下我自己为有人对我和我的阶级不公而感到心痛。
这个男人是个野兽。
当时我恨他，又自我安慰地想，一个工人阶级的人会有他这样的想法和表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当时，本地出生和外地出生的人境遇大不相同，而后者常受到不公的待遇。
在铁蹄践踏下的这三个世纪中，这本书一直都是秘密印刷的。
在阿迪斯国家图书馆里有好几种版本。
在那个时候，一个独立的剥削集团控制着所有的交通工具，并且为此向公众收税。
在毫无理性的无政府主义时代，这样的矛盾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是工人拒绝工作。
有时候是资本家们不准工人工作。
在这些分歧导致的暴力冲突中，大量财物被损坏，很多人也丢掉了性命。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就像在当时的另一种习俗，也就是下层社会的男人在和妻子吵架时习惯于打坏家具一样，让人难以理解。
无产阶级：起源于拉丁文“没有工作的人”。罗马国王赛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进行人口普查时，用这个词定义那些只因养育子孙后代而对社会具有价值的人（无产者）。换言之，他们在经济、社会地位和特殊技能等方面都微不足道。
公元1906年秋季大选中握有社会党选票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候选人。
他出生于英国，写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著作，并且是社会党当时的领袖之一。
历史上再没有比19世纪下半叶时的妇女儿童在英国工厂里受到的虐待更令人发指的事情了。
就是在这工业化的地狱中，诞生了那个时代最值得骄傲的财富。
埃弗哈德应该已经勾勒出一幅更好的图示，展现了从南部教会明目张胆地袒护奴隶制度到所谓的“反叛战争”的事实。
其中一些描述来源于当时的文件，现附录于此。
公元1835年，基督教长老会联合大会决议：“《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中都有奴隶制的存在，而且并未受到权威上帝的谴责。”查尔斯顿浸信会接着在1835年的一次致辞中声明：“造物主已经明确指出，奴隶主有权支配奴隶的时间，因为造物主当然可以自由地赋予他喜欢的人拥有财产的权利。”
神学博士、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卫理学院的教授雷夫·E. D. 西蒙写道：“《圣经》中明确阐述了把奴隶作为财产的权利，以及这一权利的通常附属权利。买和卖的权利都有明确的陈述。
在此基础之上，无论我们考量上帝创造的犹太人政策，或者是各个时代中的统一意见和实践经验，又或者《新约》和道德规律的禁令，我们都会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奴隶制不是不道德的。当奴役第一批非洲奴隶被认定为合法之时起，奴役他们的子孙便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了。
由此我们发现，美国奴隶制度的存在是有道理的。”
在那个时代，有数千名被称为小贩的贫苦商人。
他们带着所有的存货挨家挨户地推销自己的商品。
这是对劳动力最大的浪费。
分配制度与整个社会体系一样混乱而不合理。
第三章 杰克逊的胳膊
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杰克逊的胳膊竟然会在我的一生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我找到杰克逊的时候，他本人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我在沼泽边缘的港湾附近一所破烂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
那屋子周围是一些死水塘，水面上盖着一层看起来腐烂了的绿色浮垢，散发出一阵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他们还必须向房东付房租。考虑到这种房子本身的价值，这笔房租算是相当高了。
我发现杰克逊确实像欧内斯特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温顺又低声下气的人。
他正做着某种藤器，就连我跟他说话时，他还是麻木地干着他的活。
尽管他还是那样温顺而低声下气，但当他对我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出了他埋在心中的怨恨，他说：“不管怎样，他们可以给我个看门的差事。”
我没有从他身上打听出多少东西。
他给我的印象好像为人蠢笨，可是他用一只手干起活来也很灵活，这证明他其实并不笨。
这提醒了我一件事。
“你的手是怎么让机器给轧住的呢？”我问。
他慢慢地、若有所思地望着我，然后摇摇头。“我不知道。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不小心吗？”我提示他说。
“不，”他说，“我不认为是我不小心。
我正在加班，我想那个时候我是累坏了。
我在他们的厂里干了十七年了，我留意到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快要鸣笛下班时。我敢打赌，在鸣笛之前的一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故远比在其他时间要多。
几个小时干下来，一个人总会不大利索了。
我看过太多人给轧过、碾过，绞得稀巴烂。”
“很多人吗？”我问。
“成千上万啊，还有许多是孩子。”
除了那些可怕的细节外，杰克逊的意外事件与我所听到的完全相同。
当我问他有没有违反机器的操作规程时，他摇了摇头。“我右手扯掉皮带，”他说，“左手去捡那块石头，
我没有停下来去瞧一瞧皮带扯下来没有。
我以为我的右手已经把它扯掉了，只是并没有。
我迅速伸手过去，可皮带并没有完全被扯下来。
然后，我的胳膊给轧掉了。”
“那一定很痛吧。”我同情地说。
“骨头给轧断的滋味可不好受。”他答道。
关于那场索赔诉讼，他已记不清了。
只有一件事他非常清楚，那就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赔偿金。
他觉得是工头和管理员的证言让法庭作出了对他不利的判决。
据他所说，他们的证言“与事实不符”。
因此，我决定去找他们。
有一件事很明显，那就是杰克逊的处境很凄惨。
他的妻子生病了，而他又失去了赚钱的能力，仅靠卖藤制品还不足以养活全家。
他欠着房租，而他的大儿子——一个十一岁的小家伙，已经开始在厂里干活了。
我走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们该给我个看门的差事。”
当我见到那个受理杰克逊一案的律师和出庭作证的那两个厂里的工头和管理员时，我开始觉得欧内斯特的话有些道理了。
那个律师很软弱，看上去不中用，我一看到他，就明白为什么杰克逊的案子会败诉了。
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念头是，杰克逊请这样一个律师也真是活该。
但下一刻，欧内斯特说的两句话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公司方面请的是十分能干的律师”，还有“英格拉姆上校是个精明的律师”。
我迅速地思考了一下。
我想到，公司方面当然比杰克逊那样的工人请得起更高明的律师。
但是这只是小细节。
我确信，杰克逊的败诉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你为什么输了官司？”我问。
律师不知所措，焦虑了好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发自内心地可怜这不幸的家伙。
接着，他开始发牢骚。
我坚信发牢骚是他的天赋。
他生来就是失败者。
他哀怨地向我诉说那次作证的经过。
目击者们只提供对另一方有利的证据。
从他们那里连一个对杰克逊有利的字都得不到。
他们清楚谁在养着他们。
杰克逊真是个傻瓜。
他完全被英格拉姆上校吓唬住了，被弄得晕头转向。
英格拉姆上校在对质时尽显才智。
他逼得杰克逊频频答错。
“要是道理在他这里，他怎么可能错了呢？”我责问。
“这跟道理有什么关系？”他反问我。
“你瞧这一大堆书，”他用手指向他狭小办公室的墙上的一排排书籍，“我读过、研究过这些书，它们让我明白法律是一回事，道理是另一回事。
你可以问任何一位律师。
你去主日学校学什么是道理。
但是你得读这些书来学......法律。”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尽管杰克逊有道理，可他还是败诉了？”我试探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考德威尔法官的法庭上根本没有公正吗？”
这个小律师瞪了我一眼，然后他脸上那富有挑衅意味的神情逐渐消失。“我连公平的机会都没有。”他又开始发牢骚，“他们把杰克逊当傻瓜，也把我当傻瓜。
我有什么机会？英格拉姆上校是个了不起的律师。
如果他没有能力，怎么能担任西拉纺织厂、厄斯顿地产公司、伯克利联合公司，还有奥克兰、圣莱安德罗、普莱曾顿电力公司等大企业的法律顾问呢？
他是大企业的律师，人家花钱请大律师，可不想要大傻瓜啊。
单单西拉纺织厂一家每年就给他两万块，你想这是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值一年两万块，这就是原因。
我不值那么多。
要是我值那么多钱，我也不会在外面跑，成天饿肚子，还要受理像杰克逊这样的案子。
要是我帮杰克逊打赢官司，你觉得我能得到什么？”
“你会敲他一笔钱，很有可能。”我回答。
“当然，我会的。”他气愤地叫着，“我也要生活啊，不是吗？”
“他有妻子和孩子啊。”我斥责道。
“我也有妻儿啊。”他反驳道，“世界上除了我，谁会关心他们有没有饿肚子。”
他的脸色突然柔和起来。他打开表盖，给我看粘在表盖上的一张小相片，相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女孩。“这就是她们。
你瞧瞧她们。
我们的日子真不好过，不好过啊。
我原本打算，如果打赢了杰克逊的官司，我就把她们送到乡下去住。
在这儿，她们身体不好，可我又没钱把她们送走。”
我临走的时候，他又开始牢骚了。
“我跟本就没有机会。
英格拉姆上校和考德威尔法官颇有交情。
我不是说如果我能在对质时从对方证人那里获取些有利证词我就能打赢官司，而是说他们的交情才是决定这场官司成败的关键。
但我必须说，考德威尔法官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得到有利证词。
为什么，因为考德威尔法官和英格拉姆上校是同一个社团和俱乐部的会员。
他们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一个我住不起的地方。
而且他们的太太常常互相走动。
他们总是轮流举办牌友会什么的。”
“但是，你还是认为杰克逊是有道理的，对吗？”我在门槛处停了一会儿，问他。
“我不是认为，而是明确地知道。”他回答，“起先，我也觉得他可能有些机会。
但是我没有告诉我妻子。
我不想让她失望。
尽管这很困难，但她还是一心想到乡下去。”
“你为什么没有强调杰克逊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机器损坏呢？”我问彼得·唐纳利，他是审讯时出庭作证的工头之一。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他不安地四下望了望，说：
“因为我有一个好妻子和三个你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能理解。”我说。
“换句话说，因为那样会对我不利。”他回答。
“你的意思是——”我正要开口。
但是他激动地打断了我的话。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工厂里干了好多年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在纺织间里干活。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拼命地干活，才升到今天这个位置。
对不起，我只是个工头。
要是我掉到水里，我怀疑工厂里都不会有人拉我一把。
我过去参加过工会。
但是两次罢工我都站在公司这边。
他们都叫我‘工贼'。
今天就算我请客，他们中也没有谁愿意和我喝一杯。
你看见我头上的疤没，那是别人用砖头砸的。
车间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不骂我。
只有公司才是我的朋友。
我站在公司这边，不是因为自己的职位，而是为了牛奶面包，为了我孩子的命啊。
这就是理由。”
“难道杰克逊不是吗？”我问。
“他应该拿到抚恤金。
他是个好工人，从来不惹麻烦。”
“这么说，你不能凭良心讲出整个事实，就像宣誓时说的那样吗？”
他摇头。
“事实，全部事实，只有事实吗？”我严肃地说。
他的神情又开始激动起来，他抬起头，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天。
“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宁愿让我的灵魂和肉体在万劫不复的地狱里煎熬。”他回答。
管理员亨利·达拉斯是个满脸阴险的家伙。他傲慢地打量我，拒绝跟我谈话。
关于那场审判和他的证词，我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字。
但是在另一个工头那儿，我运气好了些。
詹姆斯·史密斯其貌不扬，我一看到他，心就凉了半截。
他给我的印象也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但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他比一般人有头脑。
他同意彼得·唐纳利的话，认为杰克逊应该拿到赔偿金，而且他还说，公司把在那些意外事故中受伤的无助的工人赶走，这种行为无情又冷血。
他还解释道，厂里发生过很多意外事故，公司的政策就是在之后的赔偿诉讼中与工人周旋到底。
“对股东们来说，这意味着每年数十万的收入。”他说。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记起父亲最近拿到了一笔分红，他就是用这笔钱给我买了漂亮的衣服，并给他自己买了些书籍。
我想起了欧内斯特的控诉，说我的衣服沾满了鲜血，突然我觉得衣服下的皮肤上起了一层层的鸡皮疙瘩。
“你在出庭作证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杰克逊是因为不让机器损坏才出事的吗？”我说。
“不，我没有，”他回答，然后痛苦地咬着嘴唇，“我的证词是杰克逊因为疏忽大意而受伤，公司方面没有什么过错，也没有什么责任。”
“真的是大意吗？”我问。
“就算是大意吧，或者随便你怎么说。
事实是，一个人干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一定累垮了。”
我对这个人开始感兴趣了。
他的确比一般工人有头脑。
“你比一般工人受的教育程度要高。”我说。
“我读完了中学。”他回答，“我给别人看门，把赚来的钱付学费，直到毕业。
我本想上大学的。
可是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只好进工厂干活。
“我本来想当博物学家。”他不好意思地解释，好像在承认一个缺点，“我喜爱动物。
但是我却在厂里上班。
我升为工头后就结婚了，然后就有了孩子，于是......
是啊，我不能再自作主张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是在解释为什么出庭作证时我会那样说，为什么我会按命令行事。”
“谁的命令？”
“英格拉姆上校的。
他给我拟好了作证的提纲。”
“所以杰克逊的官司就这么打输了。”
他点点头，血渐渐往上涌，脸色越来越黑。
“可是杰克逊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要靠他养活。”
“我知道。”他镇定地说，尽管他的脸色越来越黑。
“告诉我，”我接着说，“过去的你，比如说中学时代的你，变成现在这样在法庭上做出这种事的你，挺不容易的吧？”
他的突然爆发让我又惊又怕。
他狠狠地发了一个毒誓，捏紧了拳头，好像要揍我似的。
“请原谅。”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这不容易。
现在，我想你可以走了。
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但在你走之前，让我告诉你。
要是你把我讲的话说出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我不会承认的，今天也没有其他人作证。
我一个字都不会承认。如果必要的话，就算在法庭上，就算宣了誓，我也是如此。”
结束了对史密斯的采访后，我去了父亲位于化学大厦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碰见了欧内斯特。
这太出乎意料了，可是他一见我，还是用大胆的眼光和有力的握手，以及那既尴尬又轻松的奇妙感觉向我打招呼。
他好像已经忘记了上次我们之间暴风骤雨般的辩论，但我的心境可不允许我忘了它。
“我已经在调查杰克逊一案了。”我突然说。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等着我说下去，虽然我可以从他眼里看出他确定我的信心已经动摇了。
“他看起来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我承认道，“我——我——觉得他的鲜血真的正从我家的房梁上滴下来。”
“当然，”他答道，“要是杰克逊和他的工友们都得到友善的对待，那么股息分红就没有那么多了。”
“我再也不会为那些华丽的衣服高兴了。”我补充了一句。
我感到自卑又有所悔悟，并产生了一丝亲切的感觉，把欧内斯特当作能聆听我心声的人。
而后，他的力量吸引着我。
这种力量似乎散发出平和与安祥的希望。
“你就算穿麻布衣服也不会开心了。”他严肃地说，“你明白，在麻布厂里，也会有同样的事发生。
这种事到处都有。
被我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文明是建立在鲜血上的，是泡在鲜血里的，你、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免不了沾上这种鲜红的痕迹。
和你说过话的都有谁？”
我把全部经过告诉了他。
“他们中没一个是自由的。”他说，“他们都被绑在这冷血的工业机器上了。
而可悲的是，他们是被自己的牵挂绑住的。
他们的孩子——他们总是本能地想要保护这些年轻的生命。
这种本能比任何他们认同的道理都要强大。
我的父亲！
他撒谎、偷窃，做尽一切不光彩的事，为的是把面包喂到我和我兄弟姐妹的嘴里。
他是工业机器的奴隶，机器把他的生命给糟蹋了，让他干活干到咽气。”
“可是你，”我插话道，“你当然是一个自由的人。”
“不完全是。”他回答，“我还没有被自己的牵挂所困住。
我经常庆幸自己没有孩子，尽管我非常喜欢孩子。
即便我结了婚，我也不敢要孩子。”
“这可真不是什么好见地。”我嚷着。
“我知道。”他无奈地说，“可这是权宜之计。
我是一个革命者，这可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
我不相信地笑了。
“要是晚上我试图跑到你父亲的屋里偷他在西拉纺织厂得到的股息分红，他会怎么做？”
“他睡觉时会在床边的桌子上放一把左轮手枪。”我回答，“他很可能朝你开枪。”
“要是我和其他人带着一百五十万工人到所有有钱人家去，那到处都会有枪声了，不是吗？”
“是的，可你没有那样做啊。”我不同意。
“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
我们不仅要把放在家里的那点钱拿出来，还要把这钱的源头，所有的矿场、铁路、工厂、银行、商店的钱全部拿过来。
这就是革命。
这真的很危险。
恐怕这场枪战会比我想象的更为猛烈。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我们都被困在这机器的轮子和齿轮上了。
你发现你自己是这样，跟你说过话的人也是这样。
你可以多找几个人谈一谈。
比如英格拉姆上校。
再去找那些封锁杰克逊一案消息的记者，还有报纸的编辑。
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机器的奴隶。”
我们继续谈了一会儿，我问了他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工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遭受意外。他给我的回答就像一堂统计学讲座。
“这一切都在书里。”他说，“我们收集的数据已最终证明，在早班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很少发生意外，可是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意外发生率迅速上升，这是因为工人的体力和头脑反应都越来越疲劳迟钝了。
“可是你知道吗，你父亲保证生命和肢体安全的几率是工人的三倍。
事实的确如此。
保险公司知道这情况。
所以他们每年收他四块两毛钱为他投保价值一千块的意外保险，然而同样的保险，他们却要一个工人支付十五块钱。”
“那么你呢？”我问。发问的一刹那，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担心。
“哦，作为一名革命者，我受伤或被杀的几率是工人的八倍。”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保险公司向一个训练有素的排爆专家收取的费用是一般工人的八倍。
我想他们根本就不想替我上保险。
你问这干吗？”
我眨了眨眼，感到热血涌上了脸颊。
不是因为他察觉到了我的担心，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在担心他，而且还是当着他的面。
这时候，父亲走进来，准备和我一起回去。
欧内斯特还了几本他借的书，就先走了。
可他刚要走时，又转过身来说：
“哦，顺便说一下，当你扰乱自己的情绪时，我正在扰乱主教的情绪。你最好去拜访一下威克森夫人和潘顿威兹夫人。
你知道，她们的丈夫是纺织厂的两个最大的股东。
像其他人一样，那两个女人也被绑在了机器上，但她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她们是坐在机器顶上的。”
此处生动地描述了在那个年月里，无数的劳动人民就在那些破破烂烂随时都要倒塌的房子里寻求着遮蔽。
在那个年月里，偷窃行为非常普遍。
每个人都在偷窃其他人的财产。
主宰社会的人合法地偷盗，或是努力使自己的偷窃行为变得合法，而穷人阶层的偷盗都是违法的。
东西不被看管起来就不安全。
许许多多人被雇佣去看管别人的财产。
一个小康之家的房子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仓库和堡垒的结合体。
现在，让小孩去偷窃他人的财产大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然而在早期的社会当中是相当普遍的。
工人们被叫去做工，然后在野蛮、刺耳又恼人的汽笛声中结束工作。
公司律师的作用就是利用腐败的手段帮助公司赚更多的钱。
一份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5年哈佛大学开学典礼致辞的记录中写道：“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个财富中心都有很多具有影响力并且拿着高额报酬的业界律师，他们明目张胆又极其巧妙地做着一些勾当，使得他们有钱的客户，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能够规避那些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他们利用财富的法律。”
一个充斥着自相残杀气息的社会的典型例证。
人们就像饿狼一般吞食彼此的躯体。
大狼吃掉小狼，杰克逊就是这种社会的小狼中最小的狼之一。
非常有趣的是，语言活生生地记录了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话语，比如当时人们用于描述生活词汇——“爪和獠牙一般的红色”。
当然这里的注解不是针对史密斯的咒骂，而是解释阿维丝·埃弗哈德所用的“狠狠地”一词。
这里的注释指的是1910年美国进行的社会党大选。
此次投票的举行表明革命党正在迅速壮大。
革命党1888年的得票数是2068票；1902年是127,713票；1904年是435,404票；1908年是1,108,427票；到了1910年，票数达到了1,688,211票。
在那些世纪的野蛮兽斗之中，没有人是永远安全的，无论他多么富有。
出于失去家园的恐惧，人们发明了保险业。
在我们目前这个富于聪明才智的世纪，这种体制是可笑而且原始的。
但是在那个时期，保险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非常可笑的是，保险公司用于保险的资金经常被授权管理这部分资金的官员盗取或浪费掉了。
第四章 机器的奴隶
我越想杰克逊的胳膊，我的心受到的震动就越大。
摆在我面前的是具体的事实。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了世面。
我的大学生活、学习、文化，都不是现实的。
除了过去那一套书本上看似行得通的生活及社会理论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学到，可是我现在了解生活的本质。
杰克逊的胳膊就是生活中的事实。
“事实啊，朋友，这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欧内斯特的这句话在我脑海中回响。
我们整个社会都建立在鲜血之上，这看起来很可怕，而且又不太可能。
然而就有这么一个杰克逊。
我根本无法摆脱他。
我的思绪转来转去总是会回到他的身上，好像指南针指向两极一样。
他受到了残忍的对待。
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股息分红，他的鲜血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而且我知道有二十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得到了那些分红，而这些都是用杰克逊的鲜血换来的。
要是社会能够容许一个人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而无动于衷，那么，在这社会上不就可能有很多人受到如此残忍的对待吗？
我记起欧内斯特说过芝加哥的妇女干一个星期的活只拿到九毛钱，还有他所描述的南方纺织厂里童工的状况。
我能够看到他们苍白无力的双手，他们的鲜血都已经给榨干了，还在做着我的衣服的布料。
然后我想到西拉纺织厂和它发放的股息分红，我看到我的衣服也沾上了杰克逊的鲜血。
杰克逊，我无法逃避他。
我想来想去，总是想到了他。
在我内心深处，我感觉到自己站在悬崖边上。
好像我就要看到一种陌生而又可怕的生活全貌。
然而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整个世界都要颠覆了。
我父亲的也是如此。
我看得出欧内斯特开始给他带来的影响。
还有主教也是。
我上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看上去病怏怏的。
他十分紧张，眼神中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
我听到的一点消息是，欧内斯特实现了他的诺言，带他去地狱里走了一趟。
可是主教的眼睛在地狱里看到了什么情景，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看起来他受到的打击太大，已经无法谈论这些了。
有一次，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和现实世界都被颠覆了，我觉得欧内斯特就是罪魁祸首。
我还想：“他没来之前，我们是多么幸福而又平静！”可是我马上又意识到，这是一种背叛真理的想法，于是我眼前浮现出了欧内斯特的形象，他变成了真理的使徒，眉目闪闪发光，像上帝的天使一般怀着大无畏的精神，为公理和道义而斗争，为拯救贫穷、孤独和受压迫的人们而斗争。
而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另一个身影，基督！他也加入了卑微的受迫害人们的行列，来反抗传教士和伪善者已有的权力。
我还想起他被钉上十字架的结局，于是一想到欧内斯特，我的心就痛得揪在一起。
难道他的命运也是被钉上十字架吗？——他和他那如号角又如战鼓的声音，还有他蓬勃的朝气将一同被钉上十字架！
在那一刹那，我知道自己爱上了他，我清楚自己陷入了安抚他的渴望之中。
我想起他的生活来。
他肯定过着非常肮脏、艰苦而又清贫的生活。
我还想到他的父亲为了他而撒谎、偷窃、干活干到死。
而且他自己十岁的时候就进了工厂！
我的整颗心充满了想把他拥在怀中的渴望，让他把头靠在我的胸前休憩——他的脑中装了太多想法，他一定累了。让他休息——只是休息——让他在一个柔软的空间放松他疲惫的身心，忘掉一切。
在一次教会招待会上，我碰到了英格拉姆上校。
我和他很熟，认识好多年了。
在一棵大棕榈树和一些橡胶树后面，我拦住了他，而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困住了。
依照惯例，他用愉快而又殷勤的态度和我打招呼。
他始终那么优雅、圆滑、谨慎、善于交际。
至于他的相貌，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出众的。
站在他身旁，连那个让人敬佩的大学校长也显得渺小庸俗了。
可我觉得，英格拉姆上校的处境和那些目不识丁的工人一样。
他也不是自由的。
他也给绑在了机轮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谈起杰克逊一案时他脸色的变化。
他那充满笑意的、和蔼的态度像幽灵一般消失了。
一种突如其来的可怕表情扭曲了他高贵的面容。
我又感到了詹姆斯·史密斯情绪爆发时的那种惊慌。
然而英格拉姆上校并没有破口大骂。
这就是他和那个工人之间仅存的那点细微差别。
他的机智是出了名的，可现在他一点机智都使不出来了。
他下意识地东张西望，想找一条脱身之路。
可是他被棕榈树和橡胶树给困住了。
啊，他一听到杰克逊的名字就不舒服。
为什么我要旧事重提呢？他对我的笑话不感兴趣。
我真是自找没趣，太不知趣了。
我难道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不掺杂私人感情的吗？当他去办公室的时候，他把私人感情留在了家里。
在办公室里，他只有职业精神。
“杰克逊该拿到赔偿金吗？”我问。
“当然。”他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该拿。
可是这与这个案子的法律程序没有任何关系。”
他渐渐地找回了散失的机智。
“告诉我，道理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吗？”我问。
“你用错了一个字母。”他笑着回答。
“权力？”我问。
他点点头。“可是我们不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来主持公道吗？”
“这就是悖论所在，”他回击道，“我们的确主持了公道。”
“你现在又站在职业的立场上说话了，是吗？”我问。
英格拉姆上校脸红了，真的脸红了，他又焦急地四下张望，想找法子脱身。
可我挡住了他的路，并没有打算让开。
“告诉我，”我说，“一个人把个人情感交给工作精神来控制，这种行为是不是可以称为精神摧残呢？”
我没有得到回答。
英格拉姆上校落荒而逃，还撞翻了一盆棕榈树。
下一步，我打算去找几家报社。
我写了一篇关于杰克逊的文章，用词平和、谨慎，不带任何感情。
我并没有谴责那些与我交谈过的人，甚至都没有提到他们。
我仅仅写出了事实的真相，包括杰克逊很长的工龄，他试图保护机器的努力和因此所引发的意外事故，以及他现在整天挨饿的悲惨情形。
当地的三家报社都拒绝发表我的文章，另外两家周报也是同样的态度。
我找到了珀西·莱顿。
他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读的新闻专业，当时正在那三家报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里当实习记者。
我问他为什么所有的报社对杰克逊和他的案件只字不提时，他笑了。
“这是编辑原则，”他说，“这事和我们没关系。
这些都是编辑们说了算。”
“可是为什么要实施这种原则呢？”我问。
“我们和这些公司有紧密的合作，”他回答，“就算付了广告费，你也不可能把这种事登上报纸。
谁要想把它偷偷刊登出来，谁就会丢了饭碗。
就算你出的广告费是通常的十倍，你也没法把它登出来。”
“那么你自己的原则呢？”我问，“看来你的任务好像就是按老板的吩咐扭曲事实真相，而你的老板又听企业的话。”
“这和我毫不相干。”一时间他看起来很不安，但接着他给自己找到了出路，又高兴了起来。“我自己可不写假新闻。
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当然了，在每天的工作中都有很多让人看不惯的事。
但是，你知道，我们每天做的就是这些事啊。”他孩子气地说。
“可是，你还是期待有一天坐上编辑的位置，执行一种原则。”
“到那时候，我的心肠早硬了。”他回答。
“趁你的心肠还没硬，告诉我你现在对这普遍编辑原则的看法。”
“我根本不去想。”他很快地答道，“一个人要想在新闻界干出一番天地，他就不能胡来。
不管怎样，这一点我很清楚。”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他那年轻的头。
“可是公理在哪里呢？”我追问。
“你不了解这行。
当然，这样没有问题，因为结果是圆满的，你懂吗？”
“含糊却动听。”我低声地嘀咕，可我的内心却在为他的青春感到悲哀。我觉得自己要么尖叫，要么大哭起来。
我开始看透我所生活的社会的本质，发现了表面之下可怕的事实。
好像有个隐蔽的阴谋对付着杰克逊，而我发现自己对那个因为吃了一场不光彩的败仗而满腹牢骚的律师产生了一阵同情。
但是这个隐蔽的阴谋越来越大了。
它不单单针对杰克逊一个人了。
它还针对工厂里每一个意外伤残的工人。
再者说，它既然针对这家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那么它怎么不会针对其他所有厂里的工人呢？事实是，是不是所有行业中都是这样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社会就是一个谎言。
在自己得出的结论面前，我畏缩了。
这太可怕了，不可能是真的。
可是真的有杰克逊、杰克逊的胳膊、沾在我衣服上的和从我房梁上滴下的血。
再说，还有很多像杰克逊一样的人——杰克逊说过，单单在他厂里就有好几百个。
杰克逊，让我无法逃避。
我见到了威克森先生和潘顿威兹先生，他们俩掌握着西拉纺织厂的大部分股份。
可是我没办法像撼动他们雇用的技工那样去撼动他们。
我发现他们的道德伦理比社会上其他人都要优越。
我把这称为“贵族伦理”或者“统治者伦理”。他们大谈其政策，并定义政策和道理。
他们用长辈的口气对我说话，因为我的年轻和缺乏经验而更加盛气凌人。
在所有我调查时遇到的人中，他们二人是最无可救药的。
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对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必讨论。
他们深信自己是社会的救世主，为大众谋幸福的正是他们。
他们还描绘了这样一幅悲惨的图景：如果不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愿意施展智慧为工人阶级提供工作），工人阶级的苦难将会多么深重。
我一离开那两个统治者，就去找欧内斯特，把经过讲给他听。
他带着高兴的神情望着我说：
“真的，这太好了。
你开始自己着手探寻真理了。
这是你自己实践的结果，而且它是正确的。
在机器工业中没有人有自由意志，除了那些大资本家，而且他们也不是——请原谅我的爱尔兰语法。
你知道，统治者们非常确信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
这是整个问题中最荒谬的地方。
他们给自己的本性束缚住了，除非是他们觉得正确的事，否则决不会去做。
他们做事必须有所依凭。
“他们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当然是生意上的事，首先必须先想到某种宗教、伦理、科学或是哲学的概念，以此肯定这件事是对的。
然后他们会着手行动，可是他们不知道人的大脑有个缺点，那就是思想都来源于愿望。
无论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的良心上都过得去。
他们是浅薄的诡辩家。
他们阴险而虚伪。
他们甚至还以为即使自己做错了事，到头来也会是对的。
他们捏造了许多令人愉快而又看似是公理的神话，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在智慧和工作能力上比其他人要强。
因此，他们鱼肉其他人的行为就能在良心上过得去了。
他们甚至还复兴君权神授论，自命为商界的君王。
“他们所处地位的缺点在于，他们仅仅是生意人。
他们不是哲学家。
不是生物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
要是他们是的话，一切当然都会很好办。
一个同时是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生意人会大概了解该为人类做些什么。
可是，一离开生意圈，这些人都是蠢货。
他们只知道做生意。
他们既不懂人类，也不懂社会，可是他们却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几百万饥饿人民和几百万其他贫苦人民命运的主宰。
有一天，历史将为他们的毁灭而狞笑。”
与威克森夫人和潘顿威兹夫人谈话后，我一点也不惊讶。
她们是上流社会的女人。
她们的家简直就是皇宫。
她们有许多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在山上，在湖边，海边也有。
她们有成群结队的仆人服侍左右，社交活动多得数不清。
她们捐钱给大学和各个教会，因此牧师们对她们特别客气，拍她们的马屁。
这两个女人代表了权力，因为她们有钱。
在欧内斯特的点拨下，我很快看清了这点：她们通过贿赂来收买别人的能力相当大。
她们模仿她们的丈夫，也大谈其原则和富人的义务与责任。
她们和她们丈夫一样，都被同一种伦理控制着——她们的阶级伦理。她们滔滔不绝地讲着连自己都不懂的话。
同样，当我把杰克逊一家凄惨的情况告诉她们，并惊讶于她们竟然都没有主动补偿过这个人时，她们都被激怒了。
她们对我说，她们没有请人来指导她们如何履行社会义务。
我直截了当地请她们帮助杰克逊，她们也同样直接地拒绝了我。
让我吃惊的是，她们拒绝我的话竟然几乎一样，尽管我是分别与她们会面的，而且她们也不知道我找过、或者将要去找另一个人。
她们共同的答案是，她们很高兴有机会讲明一下，她们决不奖励不小心的人，更不愿意救济那些遭受意外的人，以免导致穷人故意在机器上弄伤自己。
这两个女人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她们沉溺于自己的阶级和地位高人一等这种想法。
在她们的阶级伦理中，她们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离开潘顿威兹夫人的豪宅时，我回头望了一下，想起了欧内斯特的那句话：她们被绑在了机器上，只是她们是坐在机器顶上给绑住了。
在阿维丝·埃弗哈德出生之前，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就在他的论文《论自由》中写道：“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优势阶级，就会随之出现很多源于他们阶级利益的道德规范和阶级优越感。
被称作“自相矛盾”的语言表述错误向来都是古爱尔兰人可爱的缺点。
那个时代的1902年，报纸为了肯定无烟煤联合企业的董事长乔治·F. 贝尔，发表了如下声明：“劳工的权利和利益将受到基督教徒的保护，上帝以他无限的智慧给予了他们这个国家所有的财产利益。”
社会在这里被狭义地理解了，这个时代常用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镀金的雄蜂——它们从不劳作，只会在工蜂的蜜房里大饱口福。
商人和工人都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参与社交活动。
社交是那些从不劳作却成天享乐的富人们的创造物。
“带上你的臭钱”是这一时期教会人士的感情表露。
当时一份名为《展望》的评论周刊的编号1906年8月18日档案中记载了一桩工人被压断胳膊的案件，其中的细节与阿维丝·埃弗哈德调查的杰克逊的案件非常相似。
第五章 好学者
欧内斯特经常来我家。
他的到访并不只是因为我父亲，也不只是为了辩论晚宴。
当时我得意地认为，他常来我家，我也起了一定作用，而且不久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我身边从没有过像欧内斯特·埃弗哈德这样的爱人。
如果他真的成了我的爱人，那么他的眼光和握手就会愈加坚定沉着，而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眼中就有的疑问也将越来越直接。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
而后，我却发现自己被他吸引住了。
后来，他蛮横无礼地攻击我和我的阶级，这让我十分讨厌他。
然而从那以后，我发现他并没有诋毁我的阶级，而且他对我的阶级种种严厉而尖刻的抨击都有凭有据时，我对他就更为亲近了。
他成了我的引路人。
对我来说，他揭开了这社会的假面，让我看到了事实的真相，这些令人不悦却无可否认的真相。
我前面说过，我身边还从来没有过像他那样的爱人。
一个住在大学城的女孩子，活到了二十四岁还没有谈过恋爱，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年轻的大二学生、白发苍苍的教授、运动员和足球健将都曾向我示爱。
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像欧内斯特那样对我表达爱意。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一把把我抱在怀里。
我还来不及反抗或者拒绝，他的嘴唇就贴上了我的。
在他真挚的情感下，少女保守的传统显得很可笑。
他那锐不可当的冲劲把我弄得晕头转向。
他没有向我求婚。
他抱着我，亲吻我，好像我们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事。
根本没有必要商量。
后来唯一要商量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这非常不真实。
然而，按照欧内斯特检验真理的标准，这行得通。
我把生命托付给它。
这种托付也是一种幸运。
然而在我们相爱之初，我一想到他那疯狂而冲动的求爱方式，就会对未来产生恐慌。
可是，这种恐慌毫无根据。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么幸福，能够拥有如此温柔体贴的丈夫。
他的温柔和狂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就像他性格里笨拙与潇洒的结合。
那一点点笨拙的神情啊！
他始终没有克服它，真是让人欣喜。
他在我家会客室里的举止让我想起一头在瓷器店里战战兢兢的公牛。
就在这时，我对他全心全意的爱里的最后一点顾虑（最多是下意识的一点顾虑）也消除了。
那是发生在好学者俱乐部里的事——一整晚精彩的唇枪舌战，欧内斯特身陷重围，却当场把那些大人物们羞辱了一番。
好学者俱乐部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诸多俱乐部中最高级的一个。
它是由布伦特伍德小姐——一个十分富有的老小姐一手创办的。这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家人，同时也是她的玩具。
它的会员都是社区中最富有的人，而且还是有钱人中思想最顽固的那一些，当然还有几位学者参与其中来增强学术气氛。
好学者俱乐部并没有具体的会址。
它不是那一种俱乐部。
每个月，会员都会聚在其中一名会员的私人宅邸内听一次演讲。
演说人通常是请来的，但并非每次都是。
如果有一位纽约的化学家在研究镭元素方面有了新发现，他横跨大陆来演讲的所有费用都会报销，同时还有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用以回报他为此付出的时间。
从极地考察回来的探险家，或者是在文学界和艺术界有所成就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他们不接受访客，因为俱乐部有个规矩——会上讨论的内容绝对不允许上报纸。
因此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那些大政治家们毫无顾忌地说出了真心话。
我把一封皱巴巴的信在眼前展开，那是欧内斯特二十年前写给我的，我把其中一部分抄了下来：
“你父亲是好学者俱乐部的会员，所以你可以来。
所以下个星期二晚上来吧。
我保证你会非常高兴。
最近几次交锋中，你都没能撼动那些大人物。
要是你来的话，我会撼动他们给你瞧瞧。
我会让他们像一群豺狼那样嚎叫起来。
你只是对他们的道德观念提出质疑。
当他们的道德观念被质疑时，只会让他们更加沾沾自喜和高高在上。
可是我将会威胁他们的钱袋。
那会触痛他们原始的本性。
要是你能来，你将会看到穿着晚礼服的穴居人乱叫乱咬地争一块骨头。
我保证你会看到一场热闹的争吵，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兽性的真面目。
“他们请我去，是想彻底把我打垮。
这是布伦特伍德小姐的主意。
在邀请我时，她笨拙地向我暗示了这一点。
她以前也给他们安排过同样的把戏。
他们喜欢看温和而可靠的改革家在他们面前演把戏。
布伦特伍德小姐以为我像个小猫一样温和，像母牛一样善良愚钝。
我不否认我有意识地让他们产生这种印象。
她起初对我是试探的态度，直到她确认我不会惹什么麻烦才放心。
我还可以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两百五十块——这个价码适合一个虽有些过激，但曾经竞选过州长的人。
还有，我必须穿晚礼服。
这没得商量。
我平生还从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我想我必须找个地方去租一套。
可是只要能有机会与俱乐部的人打交道，再麻烦我也愿意。”
在所有会员的宅邸之中，那天晚上的聚会正巧安排在潘顿威兹先生家。
庞大的会客厅里加了不少椅子，算起来，坐在下面听欧内斯特演讲的会员肯定有两百人。
他们真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我自娱自乐地计算着他们所拥有的钱的总数，这数目可有几个亿呢。
而且这些财主们都不是游手好闲的人。
他们是有事业的人，在工业和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
布伦特伍德小姐把欧内斯特领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就坐了。
他们随即走到房间的前端，欧内斯特就要在那里讲话。
他穿着晚礼服，因为他肩膀很宽，神情威严，看上去很有气势。
他的动作中带着些许笨拙，却又无可指摘。
我几乎认为我单凭这点就可以爱上他。
看着他，我就觉得无比开心。
我又一次感到他的手掌挨着我的手掌，脉搏在跳动，他的嘴唇贴着我的嘴唇。
我觉得十分自豪，恨不得站起来，对着在场的人们大声说：“他是我的！他曾把我抱在怀里，我——只有我才能占据他的思想，把他所有复杂而崇高的念头给挤出去！”
在房间的前端，布伦特伍德小姐将他介绍给了范吉尔伯特上校，我知道后者是这次活动的主持者。
范吉尔伯特上校是个了不起的大企业律师。
而且，他极为富有。
至少要十万块才能请得动他。
他是法律界的权威人士。
法律就像他手里的木偶般任他玩耍。
他可以把法律像泥土一样随意捏出各种形状，也可以把法律当成七巧板，随心所欲地摆出任何图形。
从外表和谈吐来看，他显得十分守旧，而在想象力、知识和谋略上，他与最新的法规一样年轻。
他成功推翻了沙德韦尔的遗嘱，这让他名声大噪。仅此一桩案子，他的律师费就高达五十万块。
从那时候起，他就如同火箭升天一般平步青云。
他常常被人们称作国内最伟大的律师——当然指的是大企业的律师。谈起美国的三大律师，绝不会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站起身来开口，用了几句十分得体但又暗含着些许讽刺意味的话来介绍欧内斯特。
范吉尔伯特上校在介绍这位社会改革者和工人阶级的一员时稍稍开了个玩笑，听众们都笑了。
这让我很气愤，于是我朝欧内斯特望了一眼。
他那样子让我更加愤怒。
他似乎并不反感这些隐含的侮辱。
更可气的是，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
他就安静地坐在那里，反应迟钝，昏昏欲睡。
他看起来真傻。
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念头，要是他真的被这一大批又有权力又有财力的、冠冕堂皇的人给吓唬住了，那该怎么办。
而后，我笑了。
他可骗不了我。
可是他骗过了其他人，就像骗过布伦特伍德小姐那样。
她坐在前排的一张椅子，好几次把头转向这个或那个会员，对他们微笑着，表示她很欣赏这几句俏皮话。
范吉尔伯特上校讲完后，欧内斯特起身开始说话。
起初他说话声音很低沉，既犹豫又谦虚，还带有些许明显的尴尬。
他谈到了他出身于工人阶级，还有他周围的肮脏而恶劣的环境，在那样的环境里，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同样的饥饿和痛苦。
他讲述着他的雄心壮志和理想以及他心中的天堂，而住在其中的都是上流社会人士。
他说：
“我知道，在我头顶上有着许多大公无私的灵魂，他们有着纯洁而崇高的思想，还有热闹丰富的精神生活。
我知道这一切，因为我看过《海滨丛书》的小说，在那些小说里，除了反派角色和女投机者，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思想美好、言辞优雅，而且都做着了不起的事业。
简而言之，就像认为太阳会升起那样理所当然，我认为上流的一切都是美好、高贵、文雅的，这一切让生命庄重而有尊严，让生活有价值，也回报人们承受的艰辛和痛苦。
他继续讲下去，讲到了他在工厂里的生活、拜师学钉马蹄的过程，还有他与社会主义者的交往。
他说，在他们中间，他发现了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智者，发现了因为他们的基督教精神在拜金主义者看来太过宽泛而被驱逐的牧师，还发现了因为学校向统治阶级臣服而被批斗下台的教师。
他说，社会主义者就是革命者，他们为了推翻现在不合理的政权，并在原有物质基础上建立一个合理的未来社会而斗争。
他还说了许多，要是都记下来就太长了，可是我却永远也忘不了他所描述的革命者的生活。
他那吞吞吐吐的语气完全消失了。
他的嗓音变得洪亮而自信，就像他本人一样闪烁着光芒，也像他倾吐出的思想一样熠熠发光。
他说：
“在那些革命者身上，我还发现了对人类的温暖信念、火热的理想、可爱的慷慨无私，还有毁家纾难、舍身取义的精神——一切光辉灿烂、感人肺腑的品质。
这样的生活纯洁、崇高而又充满活力。
我接触过那些伟大的灵魂，他们把肉体和精神看得比金钱更重要，他们认为，一个在平民窟里忍饥挨饿的孩子发出的低声哀号远比那些对商业扩张和世界帝国的鼓吹更有意义。
我的周围环绕着这些崇高的目标和为之奋斗的英雄气概，我的白天与黑夜都洒满了阳光与星光、烈火与甘露。我的眼前出现了永恒燃烧的耀眼圣杯，那是基督的圣杯，久经折磨和虐待的人们最终都将得到它温暖的救赎。”
在此之前，我看到过他变化的样子。而现在，站在我眼前，他又幻化成了另一副模样。
他眉目间散发着神圣的光芒，而在这片像披风一样笼罩着他的光芒中，他的眼神格外明亮，闪闪发光。
可是其他人却没有看到这光芒，我想一定是因为那欢喜而爱慕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至少，坐在我后面的威克森先生无动于衷，因为我听到他大声嘲笑这是“乌托邦思想”。
欧内斯特继续讲着他社会地位的上升，直到他最终接触到上流社会人士，与那些地位很高的人走到了一起。
而后，他的幻想破灭了，他用听众不爱听的话讲述着他幻想破灭的经过。
他对人们普遍的庸俗感到惊讶。
事实证明，生活并不是美好而优雅的。
他被他所见到的种种自私行为吓呆了，而使他更惊讶的是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
他与革命者的交往记忆犹新，看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此愚昧时不禁大吃一惊。
而且他发现，虽然他们有得是富丽堂皇的教堂和拿着高收入的牧师，但是这些统治者们，无论男女，都极度追求物质。
的确，他们也天真地说着一套美好的小理想和尊贵的小道德，然而除去这些言辞，主宰他们生活的关键还是物质。
而且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比如那些基督教会曾经宣扬过，现在却不再宣扬的道德。
“我遇到过这种人，”他说，“他一方面假借耶稣之名在反战宣言中高谈和平万岁，另一方面却把步枪交给那些私家侦探来屠杀自己厂里罢工的工人。
我还遇到这种前后不一的人，他一面对拳击比赛的残忍义愤填膺，同时却在粮食中掺杂别的东西，每年害死的小孩子比双手沾满鲜血的希律王杀的还要多。
“一位彬彬有礼，具有贵族气概的绅士竟然只是一个傀儡负责人，是暗中剥削孤儿寡妇的大企业的工具。
一位热爱收藏精美图书，热心鼓励文学的绅士却会付保护费给一个满脸横肉、脸色阴沉的操纵市政的大亨。
一位刊登专利药品广告的编辑把我叫作卑鄙的煽动家，因为我竟敢让他把这些专利药品的真相在自己的报上发表出来。一位认真严肃地谈论美好理想和善良上帝的人，却在刚才的一笔交易中出卖了自己的同伴。
一位教会的栋梁和国外传教的重要捐助者竟然会让他的女售货员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却只给她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工资，直接导致她们去卖淫。
一位资助大学聘请教授并投资建造华丽教堂的人，竟然为了金钱在法庭上作假证。
一个铁路业的巨头竟然违背作为一个公民、一位绅士，和一名基督徒的誓言，暗中收取回扣，而且收了很多次。
这位参议员不过是一个残暴无知的操纵政治机器的大亨手下的工具和奴隶，只是个小傀儡而已；州长和最高法院法官也是这样。这三种人坐火车都不用买票。此外，有一位圆滑的资本家拥有这政治机器、操纵这机器的大亨，还拥有允许他们免票的铁路。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走进天堂，而是步入了荒凉的商业主义沙漠。
我发现，如果不谈生意的话，这些人都是笨蛋。
从他们身上，我没有找到一丝纯洁、高尚、富有生机的东西，尽管我看到许多人都活着——腐败地活着。
我所看到的都是荒谬的自私和无情，还有那种卑鄙下流、贪得无厌、熟练而又实用的物质至上主义。”
欧内斯特还对他们讲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还有他幻想破灭的经过。
在思想上，他们让他厌烦；在道德和精神方面，他们又让他觉得恶心。所以他情愿回到革命者那边去，他们纯洁，高尚而富有生气，这所有的一切资本家们都没有。
“好，现在，”他说，“让我给你们讲讲那场革命。”
但是，首先我不得不说，他那些惊人的话语并没有触动他们。
我向四周望了望他们的脸，看到他们对他的控诉仍旧得意地显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我记起他对我说过的话：对他们道德上的控诉无法撼动他们。
然而，我可以看到他那大胆的话语已经对布伦特伍德小姐有所影响。
她看起来忧虑而不安。
欧内斯特从革命的队伍开始讲起，当他讲到革命势力的具体数据（在各个国家的得票数）的时候，会场里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了。
焦虑不安的神情出现在他们的脸上，我还注意到他们的嘴唇都咬得紧紧的。
挑战的信号终于出现了。
他描述了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这个组织把美国的一百五十万革命者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两千三百五十万革命者团结了起来。
“这样一支革命队伍，”他说，“整整两千五百万人，足以使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停下来思考一下了。
这支队伍的呼声是：‘决不妥协！
我们要得到你们拥有的一切。
得不到你们的一切，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要把统治权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就是我们的手。
强有力的手。
我们要把你们的政府、你们的豪宅，还有你们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拿走，到那一天，你们就得像田里的农民或者你们的都市里那些忍饥挨饿的小员工一样为了面包去干活。
这就是我们的手。
强有力的手！'”
他一边说，一边展开了宽厚肩膀下那两只粗壮的胳膊，他那钉蹄匠的双手像鹰的利爪般直击长空。
他站在那里，简直就是有着压倒一切力量的工人们的象征，他那伸开的双手像是要把听众们都撕开碾碎。
我注意到，在面对这样一个具体的、有潜力和威胁的革命人士时，听众们几乎不可察觉地稍稍畏缩了一下。
也就是说，女人们都畏畏缩缩的，脸上流露出惧怕的表情。
男人们没有这样。
他们是有事业的富人，不是游手好闲的混混，他们可是拼过命的。
从他们的喉咙中发出一阵低吼，这吼声在空中停留了一会，然后消失了。
这是咆哮的预兆，那天晚上我听到了许多次——它代表了人类的残暴，宣泄着心中真实的原始兽性。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发出了这种声音。
这就是一群野兽发出的吼叫，一群野兽，而且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出的吼叫声。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们脸上凶狠愤怒的神情，还有他们眼中闪现的好战的凶光，我意识到，他们不会轻易地让别人抢走他们对世界的主宰权。
欧内斯特继续进攻。
他指出，之所以美国会有一百五十万革命者，是因为资产阶级把社会搞得一团糟。
他简单地讲述了穴居人和现代的野蛮人的经济状况，指出他们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机器，有的只是自己生产劳动的天赋。
接着，他追溯了机器和社会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文明人的工作效率是野蛮人的一千倍。
“五个人，”他说，“就可以生产出一千个人吃的面包。
一个人就能够生产两百五十人用的棉布、三百人用的毛织品、一千人穿的靴子和鞋子。
就从这一点来说，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那就是在一个管理健全的社会中，现代文明的人应该比穴居人要富裕的多。
可是真是这样吗？
让我们来瞧瞧吧。
在今天的美国，有一千五百万人过着贫困的生活。所谓贫困指的是缺少食物和合适的住所，连最基本的工作效率要求都无法保证。
在今天的美国，虽然有着一套你们所谓的劳动法，但还是有三百万的童工存在。在十二年间，他们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
还有，我想顺便问问你们这些社会的管理着，为什么你们不把19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公之于众？我帮你们回答吧，因为你们不敢。
这些悲惨的数字会加快这场正在成型的革命。
“还是回到我的控诉上来。
如果现代人的生产效率是穴居人的一千倍，那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会有一千五百万人住不好，吃不饱？
那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会有三百万童工？
这是真实的控诉。
资产阶级已经把社会搞得一团糟了。
面对现代人的工作效率是原始人的一千倍，但却生活得比原始人还要悲惨这样一个事实，不可能有其他的结论，只可能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有问题，正是你们的统治出了问题，我的先生们，你们罪恶而自私地把社会弄得一团糟。
关于这一点，你们今晚根本无法在这里当面回答我，就像你们整个阶级都无法回答美国为什么会有一百五十万革命者一样。
你没法回答。
我向你们挑战，回答我。
此外，我现在敢对你们说，等到我讲完了，你们也回答不上来。
尽管在其他方面你们能口若悬河，但是对于这一点，你们无话可说。
“你们的管理失败了。
你们已经把文明变得混乱不堪。
你们盲目而贪婪。
你们不知羞耻地站在参议院里（就像你们今天站在这里一样），声称没有童工和孩子的辛劳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
不要认为只有我这么说。
这一切都写在对你们不利的记录中。
你们鼓吹着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把良心都给蒙蔽了。
你们有得是权力和财富，个个陶醉在成就中。你们已经没希望与我们抗衡了，就像蜂巢里成群的雄蜂，只能等着公蜂来终结它们荒淫的生活。
你们管理社会已经失败了，所以你们的管理权将被剥夺。
一百五十万工人说，他们会让工人阶级中的其他人加入他们的队伍，把管理权从你们手上夺过来。
这就是革命啊，我的大人们。
尽管去阻止吧，要是你们做得到的话。”
欧内斯特的声音在这间宽敞的房间里回荡了好一会儿。
接着，我刚才听到过的那种从喉咙中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又出现了，有十几个人站了起来，大声地要求吉尔伯特上校准许他们发言。
我注意到布伦特伍德小姐的双肩痉挛似的颤抖着，在那一刹那我很生气，因为我以为她在嘲笑欧内斯特。
后来我发现那不是嘲笑，而是歇斯底里。
她把这个煽动家带进了这个神圣的好学者俱乐部，这让她吓坏了。
范吉尔伯特上校没有留意到身边有十几个满脸愤怒、争着要他允许他们发言的人。
他自己也是一脸愤怒。
他跳了起来，挥舞着手臂，一时只能发出些不连贯的声音。
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可是这些话不像是出自一个有十万身价的律师，而且所用的修辞也过时了。
“谬论，全是谬论！”他嚷着，“我平生还从来没有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听到这么多谬论。
除此之外，年轻人，我必须告诉你，你说的话一点也不新奇。
在你出生以前，我在大学就全都学过了。
让·雅克·卢梭差不多两个世纪前就讲过你那一套社会主义理论。
回归自然，确实！
这是倒退！
我们的生物学证明了这种想法的荒谬。
有人说的对，一知半解是件危险的事，今天晚上，你用你那嚣张的理论证明了这句话。
谬论，全是谬论！
我平生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令人厌恶的谬论。
我说的是你那不成熟的概括和幼稚的推理！”
他轻蔑地打了个响指，坐了下来。
女人们都啧啧称好，男人们则发出粗哑的同意声。
至于要求发言的那十几个人中，有一半立刻开口了。
这混乱和嘈杂根本无法形容。
潘顿威兹夫人宽敞的大厅里从没出现过这种奇观。
这些素来冷静的工业领袖和社会名流成了穿着晚礼服咆哮怒骂的野蛮人。
确实，欧内斯特伸向他们钱袋的手撼动了他们，在他们眼里，他的双手就像那一百五十万革命者的手。
可是欧内斯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去理智。
范吉尔伯特上校还没有坐好，欧内斯特就已经站了起来，跨步上前。
“一个一个来！”他朝他们大吼道。
这喊声从他那有力的肺里迸发出来，压倒了这暴风雨般的叫嚣声。
他全靠自身的人格力量让他们安静了下来。
“一个一个来，”他温和地重复了一遍，“让我来回答范吉尔伯特上校吧。
之后你们其他人再来和我谈，但是记住了——一个一个来。
这里没有集体项目。
这儿不是足球场。
“至于你，”他转向范吉尔伯特上校，继续说，“我说的你一句也没有回答。
你只是冲动武断地对我的智力水平下了一些结论。
这也许在你那一行管用，但你不能这么对我说。
我可不是工人，把帽子拿在手里，乞求你加工资，或者保护我免受工作机器的伤害。
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你不能武断地对待事实。
收着你那一套去对付你的工人奴隶吧。
他们不敢反抗，因为他们的面包和黄油，还有他们的命都握在你的手里。
“关于你说在我出生之前，你就已经在大学里学了‘回归自然'，请允许我指出，这么看来，从那时候起你就没学到什么。
社会学和自然没有一点关系，就像微分和读经班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我早就说过，你的阶级在生意场外都是蠢货。
先生，你已清楚地证明了我的说法。”
这番话严厉地斥责了她请来的这位十万块身价的律师，这让布伦特伍德小姐无法承受。
她的歇斯底里变得十分吓人，她又哭又笑，被人扶出了屋。
这样最好，因为接下来的更糟糕。
“不要以为这只是我说的，”等到打断谈话的人被带出去，欧内斯特继续说，“你们自己的权威人士都一致证明了你的愚笨。
你聘请的智囊也会告诉你你错了。
去找你最温顺的社会学助教，问问他卢梭的‘回归自然'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到底有什么不同；去问你那最伟大、最正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到你自己出资的图书馆的书架上查查关于这问题的所有书籍，从书页中找找答案。以上所有这些都会回答你，‘回归自然'和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他们会一致回答说，‘回归自然'和社会主义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
正如我说，不要以为这话是我说的。
你的愚蠢就记载在这些书里，都是你自己的书，可你却从来不读。
就你的愚蠢而言，你只是你们阶级的一个典型罢了。
“范吉尔伯特上校，你懂法律和做生意。
你知道怎么为大企业服务，而且知道怎样通过扭曲法律来增加分红。
很好。
接着做吧。
你的确是这块料。
你是个很好的律师，但是你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你对社会学一无所知，并且你所学的生物学还是普林尼时代的东西。”
这一边，范吉尔伯特上校在他的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
房间里鸦雀无声。
每个人都出神地坐着——或许我该说，他们瘫痪了。
伟大的范吉尔伯特上校受到如此可怕的对待，这真是闻所未闻，出人意料，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在法庭上，伟大的范吉尔伯特上校一站起来，连法官们都会吓得发抖。
可是，欧内斯特从不宽恕敌人。
“当然，我不是要批评你，”欧内斯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
你只要专心做你的那行，而我会专心做我这行。
你已经相当专业了。
说到如何逃避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好让你那些贪婪的企业最大限度地盈利时，我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
但是讲到社会学——我的本行时，你就不得不佩服我了。
记住这句话。
还要记着，你的法律只是一时的东西，长久的东西上你就不在行了。
因此，你对历史和社会学问题的武断论调和草率结论不值得你为它们浪费力气。”
欧内斯特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观察他，发现他的脸因为气愤而变黑、扭曲，胸膛起伏着，身体不安地扭动，修长而苍白的双手因为紧张而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
“不过看来你是打算多费点力气的，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我控诉了你的阶级。
来证明我的控诉是错的吧。
我对你指出了现代人的悲惨生活——美国有三百万儿童奴隶，没有他们的劳动，就不可能有利润。还有那一千五百万吃不饱，穿不暖，住得更差的人民。
我指出，通过社会组织和使用机器，现代人的生产能力是穴居人的一千倍。
我还说了，根据这两个事实只可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资产阶级管理不善。
这就是我的控诉，我最后特别向你挑战，要求你的答复。
不，我还有一句话。
我预计你答不上来。
现在，我在等你费些力气来推翻我的预测。
你说我的演说是谬论。
范吉尔伯特上校，把我荒谬的地方指出来吧。
回应我和我那一百五十万同志对你和你的阶级的控诉。”
范吉尔伯特上校完全忘了他会议主持的身份，也忘了应该按照礼节先让其他叫嚷着的人们发言。
他站起来，挥舞着手臂，把他的华丽辞藻和自制力都扔到了九霄云外，不断地咒骂欧内斯特的年轻和煽动行为，疯狂地攻击工人阶级，宣扬着工人阶级的无能和卑微。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会抓重点的律师，”欧内斯特开始回敬这激烈的长篇大论了，“我的年轻和我的言论没有任何关系。
同样，这与工人的卑微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控诉资产阶级把社会管理得一团糟。
你没有回答。
你也没打算回答。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你没法回答？
你是这全体听众的代表。
这里除我之外的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你的答复。
他们在等待你的答案，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答案。
至于我，正如我说过的，我知道你不仅无法回答，而且根本不打算回答。”
“这让人无法忍受！”范吉尔伯特上校大叫，“这简直是侮辱！”
“你不回答才让人无法忍受。”欧内斯特严肃地回答，
“没有人会在智力上受到侮辱。
侮辱，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
醒醒吧。
我理智地控诉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管理不善，给我一个理智的答复吧。”
范吉尔伯特上校沉默不语，脸色阴沉，露出高傲的神情，那是一个不屑于跟无赖吵架的人的脸上会有的表情。
“不要垂头丧气，”欧内斯特说，“你的阶级中还没有人回应过我的控诉，你可以拿这个事实来安慰自己。”他转向其他那些急切想要发言的人。“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
尽管说吧，可别忘了我在这里向你们挑战，请你们来回答范吉尔伯特上校答不出的问题。”
我不可能把这场辩论的内容全都记下来。
此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人在短短三个小时里能说多少个字。
无论如何，这很精彩。
对方越激动，欧内斯特就越要故意刺激他们。
他用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这一领域对他们发问，每个字、每个词都像优雅的长剑一般刺中对方，指出他们观点里不合逻辑的地方。
这是一个伪三段论，结论与前提毫不相关，而另一个前提是骗人的借口，因为在那个前提里巧妙地隐含了那个要证明的结论。
这是一个错误，那是一个假设，而另一个结论却又与教科书上明白印着的已确定的事实相违背。
争论就这样继续着。
有时，他会把长剑换成棍棒，左右击打着他们的种种看法。
他总是要求摆事实，拒绝讨论理论。
他的事实让他们遭遇了滑铁卢。
当他们攻击工人阶级的时候，他总是反驳说：“水壶嘲笑罐子黑，这样的回应可不能否认你们自己的脸脏。”他对每个人说：“我控诉你们的阶级把社会搞得一团糟，你们为什么还不回应呢？
你们说着别的事情，还有和别的事情相关的事，但你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你们无言以对？”
直到争论结束，威克森先生才开口说话。
他是唯一冷静的人，欧内斯特给了他与其他人不同的尊重。
“没必要回答，”威克森先生从容不迫地说，“我带着惊讶和恶心的感觉听完了整场讨论。
我对你们感到厌恶，绅士们，我的阶级同胞们。
你们的表现就像愚蠢的小学生，把一般政客那套歪理和嚣张气焰带到这种讨论中。
你们已经处于下风，被甩得远远的了。
你们说了许多废话，只会嗡嗡地乱叫。
就像一群蚊子围着一只熊嗡嗡乱叫。
先生们，熊就站在这里，”（他指着欧内斯特）“你们嗡嗡的叫声只能让他耳朵痒痒而已。
“相信我，形势非常严峻。
这只熊今晚伸出了爪子，想打垮我们。
他说美国有一百五十万革命者。
这是一个事实。
他说，他们准备把我们的政府、豪宅，还有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夺走。
这也是一个事实。
社会正面临变革，一场大变革。但是，这可能不是那只熊所期待的变革。
这熊说了他将会干掉我们。
要是我们消灭了这只熊呢？”
这宽敞的房里响起了喉咙里发出的低沉声音，人们相互点着头，表示认同和确信。
他们板着脸。
他们都曾是斗士，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们不会用嗡嗡叫消灭这头熊，”威克森先生冷静而不带感情地接着说，“我们要捕到这只熊。
我们不会用语言回答这只熊。
我们的回答装在铅弹里。
我们现在是当权者。
没人能否认。
凭借这权利，我们可以继续当权。”
他突然转向欧内斯特。
这一刻很有戏剧性。
“这就是我们的答复。
我们没必要在你身上浪费口舌。
等你把你那自以为是的强壮的手伸向我们的豪宅和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们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力量。
在炮火和榴弹的嘶吼中，在机枪的哀鸣中，有着我们的答复。我们会把你们革命者踩在脚下碾碎，从你们的脸上踏过。
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才是主宰，世界将永远都是我们的。
至于劳动群众，有史以来，他们就生活在污泥中，我对历史的解读是正确的。
只要我和我们的后继者还手握着权力，劳动群众就依旧活在污泥中。
有这么一个词。
它是词语之王——权力。
不是上帝，不是钱财，而是权力。
把它放在你们的舌头上多读几遍，直到舌头刺痛为止。
权力。”
“我得到答复了，”欧内斯特平静地说，“这也是唯一能给出的答案。
权力。
这正是我们工人阶级所宣扬的。
我们明白，惨痛的经历让我们深刻了解，任何对权利、公正和人道的要求都无法打动你们。
你们的心和你们踩在工人脸上的鞋跟一样硬。
所以我们宣扬权力。
选举那天，我们将用选票的权力把政府从你们手中夺走——”
“要是你们真的在选举那天赢得多数票，压倒性的多数，那又怎么样？”威克森先生插话问道，“要是你们赢得票选后，我们拒绝把政府移交给你们呢？”
“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考虑到了，”欧内斯特回答，“我们会用铅弹给你们答复。
你刚才说了，权力这个词是词语之王。
很好。
就是权力。
等到我们选举胜利的那一天，你们拒绝将我们依照宪法和平夺取的政府移交给我们的那一天，你问我们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会答复你们的，在炮火和榴弹的嘶吼中，在机枪的哀鸣中，有着我们的答复。
“你们摆脱不掉我们。
的确，你正确解读了历史。
的确，有史以来，劳动者始终生活在污泥中。
同样地，只要你和你的继承者当权一天，劳动者就仍得身陷淤泥之中。
我同意你说的。
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
权力将是仲裁者，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正如你的阶级推翻了古老的封建贵族，你的阶级也将被我的阶级——工人阶级所推翻。
要是你愿意像看待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方式一样清楚地看待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我所描述的结局将是必然的。
无论是一年、十年，还是一千年之后，这都无所谓——你的阶级终将被推翻。
这都将靠权力来完成。
我们劳动群众已经把这个词念得滚瓜烂熟，直到它刺痛我们的大脑。
权力。
好一个名词之王。”
好学者俱乐部之夜就这样结束了。
那个年代依然时兴在起居室摆满小古董。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发现简单生活的意义。
这些房间就像博物馆，需要无数的工人来保持清洁卫生。
带来灰尘的恶魔正是这房间的主人。
这里有无数吸引灰尘的东西，能够去除灰尘的工具却不多。
推翻遗嘱是这个时期独有的特色。
随着财富的大量聚集，死后如何处置这些财富就成了让财富积累者非常头疼的问题。
立遗嘱和推翻遗嘱就成了补充的交易，就像造盔甲和枪支一样。
人们找最精明的立遗嘱律师来订立无法推翻的遗嘱。
但是这些遗嘱总是被推翻，而且常常正是被订立这些遗嘱的律师推翻。
即便如此，富人阶层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能够立下绝对无法推翻的遗嘱。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客户和律师仍然在追逐着这个幻象。
这种追求就像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们苦苦追寻王水一样。
一份古怪而神奇的文献，它使工人阶级完全误解了有闲阶级的本质。
那个时期的人们都是语言的奴隶。
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受奴役的悲惨境遇。
文字的魔力比巫师的魔法更加强大。
他们的思想是如此混乱不堪，仅用一个词语就可以否定一个人一生严肃的研究和想法的总和。
这个词就是形容词——乌托邦。
仅仅用这个词就可以诅咒所有经济改良或者复兴的计划，无论这个计划多么合理可信。
很多人因为“实实在在的一美元”和“一个装得满满的饭盒”这样的词而疯狂。
这些新词的创造堪称天才之举。
他们原本是私家侦探，但他们很快便成为了资本家雇佣的打手，最终发展为寡头政治的雇佣兵。
专利药品就是专利谎言，但是，它们和中世纪的护身符和赎罪券一样，都在欺骗人民。
唯一的区别在于，专利药品更有害，而且更昂贵。
甚至是到了公元1912年，还有很多人坚持认为自己通过选票统治着国家。
实际上，这个国家被称为政治机器的东西统治着。
起初，政治机器的首脑们以立法为由勒索资产阶级富豪们。但是很快，资产阶级富豪们就发现，由他们自己拥有政治机器，并雇佣政治机器首脑会更加便宜。
1906年，罗伯特·亨特在一本名为《贫穷》的书中指出，在那个时期，美国有一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最后一次公开数据的人口普查）中，童工的人数达到1,752,187人。
为了表明这想法的主旨，下面的定义引自安布罗斯·比尔斯——一位公开声明并被证实为反人类的学者所写的《玩世不恭者词典》（公元1906年），该定义为：“葡萄弹，名词。为满足未来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需求而准备的手段。
第六章 预兆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我们频频收到警告，得知将要发生一些大事。
父亲在家里招待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领袖们，而且公开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欧内斯特对父亲的这一政策提出怀疑，而父亲只是对他的顾虑付之一笑。
而我自己通过接触这些工人阶级领袖和思想家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使我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面。
虽然我被面前如此大量的社会主义哲学和科学文献吓了一跳，但能接触到的这些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崇高的理想让我很高兴。
我学得很快，但还是不够快，不足以认识到那时我们所处的情形有多危险。
警告是有的，可是我并没有留心。
例如，潘顿威兹夫人和威克森夫人在这大学城的社交圈里有惊人的社会力量，她们竟然说我是一个超前而又爱自作主张的年轻女人，有不良的嗜好，爱管闲事，还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想到我调查的杰克逊的胳膊那个案件的情况，我认为这太自然了。
但是，我低估了出自这两位如此强悍的社会权威之口的言论的影响力。
不错，我注意到普通朋友对我十分冷漠，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圈子中的人普遍不赞成我和欧内斯特的婚姻。
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欧内斯特才对我清楚地指出来，我阶级里的人对我的普遍态度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有人幕后组织操纵的行为。“你庇护了你们阶级的一个敌人。”他说，“而且不单单是庇护，你还把你的爱和你自己都给了他。
你背叛了你的阶级。
你别指望能够逃脱惩罚。”
但这些都是后话。有一天下午，父亲回来。
欧内斯特正和我在一起，我们看得出来，父亲正在发火——很哲学地发着火。
他很少真正发火，但是他允许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生一点儿气。
他称这有益身心。
我们可以看到，他进屋时正在有益身心地发火。
“你们怎么想？”他问，“我和威尔科克斯一起参加了午宴。”
威尔科克斯是已退休的大学校长，他那老朽的脑袋里装的都是1870年的新奇理论，而且从那以后就没有变过。
“我是受邀去的，”父亲说道，“还专门有人来请呢。”
他停下来，等了一会儿。
“哦，我承认这一点做得很好，但是我挨了一顿骂。
我！被那个老顽固骂了！”
“我打赌我知道你为什么被骂。”欧内斯特说。
“你猜三次都猜不着的。”父亲笑了。
“猜一次就够了，”欧内斯特反驳道，“而且这根本不是猜。
这是推理。
你是因为你的私生活挨骂。”
“就是这件事！”父亲叫了起来，“你怎么猜到的？”
“我早知道这会发生。
我早先就警告过你这一点。”
“是的，你确实警告过，”父亲沉思着，“但我不敢相信。
无论如何，这件事给我的书提供了不少确凿的证据。”
“比起将要发生的事情，这还不算什么。”欧内斯特继续说，“如果你坚持你的政策，继续在家里招待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的话——包括我在内。”
“老威尔科克斯就是这样说的。
这都是没道理的事！
他说这很庸俗，完全没有益处，而且无论如何都与大学的传统和政策不相符。
他还说了好多同样含糊的话，我想让他说具体一点，可是他不肯说。
我让他很尴尬，他只能不断重复说过的话，告诉我他非常尊敬我这样一个科学家，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我。
这对他来说不是件高兴的差事。
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这样。”
“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欧内斯特说，“戴腿杆可不总是舒服的。”
“是的。
我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
他说，今年大学所需要的钱远远高于州政府愿意提供的数目，所以这钱肯定要从那些大亨那里要，而这些人决不会同意出钱来扭曲大学的崇高理想和对理性知识的理性追求。
当我试图追问他们，我的生活与扭曲大学的崇高理想到底有什么关系时，他让我休一段为期两年的全薪假期，让我去欧洲休养并做研究。
在那种情况下，我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你同意的话可能会好得多。”欧内斯特严肃地说。
“这简直是贿赂。”父亲抗议道。欧内斯特点点头。
“那家伙还说外面有人说闲话，那种在茶桌上谈的闲话，说我女儿和你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完全无法保持大学的风格和尊严。
反对的可不止他一个人——哦，不——外面多得是闲话，我可以理解。”
欧内斯特想了一会儿这些话，他的脸色十分严肃,还夹杂着阴沉的愤怒，他说：
“这件事背后不只是大学理想的问题。
有人向威尔科克斯校长施压了。”
“你这么认为的？”父亲问。看起来，他的好奇心大过了他所受到的惊吓。
“我希望能让你们了解我头脑中正在形成的朦胧概念。”欧内斯特说，“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一个极端不稳定的社会。
工业体系的快速变革正在使我们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同样迅速的变化。
一场看不见而又恐怖的革命正在社会各个结构层次中发生。
人们只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些。
但此时今日，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人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巨大、模糊、可怕的事正在现出雏形。
一想到那些事将会变成什么样，我的心就会退缩。
那天晚上你听到威克森说的话了。
他的话语背后正是我所感觉到的那些难以形容、不可捉摸的东西。
他说出了自己对那些事的超意识理解。”
“你的意思是......？”父亲想说，却止住了。
“我的意思是，某种不同寻常的，具有威胁性的东西的阴影即将降临这片土地。
要是你愿意，就叫它寡头政治的阴影吧，这是我觉得最近似的称呼。
我恐怕不愿想象它的本质。可是我想说的是：你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形下——令我更加的害怕的是，我甚至无法预计这个危险。
听从我的建议吧，接受这个度假的提议。”
“这是懦夫的行为。”他拒绝道。
“根本不是。
你年纪已经不小了。
你已经完成了你在世界上该做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
把现在这场战役交给青壮年吧。
我们年轻人还有我们自己的事要做。
阿维丝会在站在我这边，面对即将到来的事。
她会代表你参加这场前线战斗。”
“可是他们不能伤害我。”父亲回答，“感谢上帝，我还是独立的。
啊，我向你保证，我知道他们能向一个经济上依赖于学校的教师实施什么可怕的迫害行为。
但是我是独立的。
我做教师一直不是为了我的薪水。
我靠自己的收入就能活得很舒服，他们能从我这里拿走的也就是这点薪水了。”
“可是你没有意识到，”欧内斯特回答，“如果我所害怕的都是真的，那么你的私人财产、你的个人原则都将被拿走，就像拿走你薪水那样简单。”
父亲沉默了几分钟。
他在沉思着，我能看到他下决心时，脸上堆满了皱纹。
最终他开口说。
“我决不去度这个假。”他又停顿了一下，“我要继续写我的书。
你也许错了，可是无论你是错还是对，我都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好吧，”欧内斯特说，“你和莫尔豪斯主教正走在同一条路上，同一条破产之路。
你们不用走完就会变成无产阶级。”
话题转到了主教身上，我们便要欧内斯特说明一下他和主教正在做什么。
“我把他带到地狱走了一趟，这让他情绪低落。
我带他去了厂里的一些工人家里。
我让他看那些因机器而致残的人们，他听了他们的生活经历。
我带他走遍了旧金山的贫民窟，看到了那些酗酒、卖淫和犯罪的现象，他了解到这不是他们的天性使然，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非常痛苦，更糟糕的是，他失控了。
他太重道德了。
他受到的触动太深。
而且，和通常一样，他不切实际。
他带着他那形形色色的道德幻想停留在半空中，还打算在有教养的人之中传道。
他认为重新树立教会的古老精神是他的本分，他还要把这些精神的内涵传递给那些掌权者们。
他紧张过度了。
他迟早会爆发，然后就会崩溃。
我甚至无法猜测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崩溃。
他是一个纯洁、崇高的人，但是他太不切实际了。
我实在拿他没办法。
我根本不能让他回到现实中来。
他在空中飞向他的客西马尼去了。
而后他就会被钉上十字架。
这种高尚的灵魂就是为了十字架而创造的。”
“那你呢？”我问。
在我的微笑下掩藏着我对恋人真切的焦虑。
“我不会。”他笑着回应，“我也许会被处以死刑，或者被暗杀，但是我绝对不会被钉上十字架。
我紧密而淡漠地植根于大地。”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主教领上十字架？”我问，“你不能否认，你就是罪魁祸首。”
“既然有千百万人经受着磨难和痛苦，那我为什么还要让一个过着舒适生活的人继续舒适下去呢？”他反问道。
“那你为什么又建议父亲接受这个假期呢？”
“因为我不是一个纯洁、崇高的人。”他这么回答，“因为我顽固、麻木而又自私。
因为我爱你，而且像《旧约》中的路得所说，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
至于主教，他没有女儿。
再说，不管这善行多么小，他那渺小而不充分的呼喊都会在革命过程中起到一点好的作用，而且每一点作用都是有价值的。”
我不同意欧内斯特的说法。
我清楚莫尔豪斯主教高尚的本质，而且我不认为他为正义所发出的呼吁只是渺小而不充分的。
可是，我的手中并不像欧内斯特一样握有生命的残酷事实。
他很清楚地看到主教伟大的灵魂毫无作用，之后发生的事也让我看清了这一点。
没过几天，欧内斯特像讲好听的故事似的告诉我，政府任命他去当美国劳动局局长。
我欣喜不已。
这个职位薪水颇丰，这让我们的婚姻有了保障。
这工作对欧内斯特来说再适合不过了，而且，我对他又羡慕又自豪的心情使我不禁欢呼，这个职位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这时我注意到他眼里闪着光。
他在笑我。
“你不是要......
拒绝吧？”我发抖着说。
“这是贿赂啊。”他说，“威克森在幕后精确地操纵着这件事，而他的身后还有比他更有力的手。
这是老把戏了，和阶级斗争一样老——收买工人队伍的领袖。
那些被出卖的可怜的劳动者啊！你可知道过去有多少工人领袖就这样被收买了。
这太便宜了，比雇佣一个将军去攻打他和他的整个军队要便宜得多。
曾经有过——可是我不想说出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现在这样，我已经很难过了。
亲爱的，我是工人领袖。
我不能出卖我自己。
就算没有其他原因，只要一想起我那可怜的老父亲，想到他干活干到死的情景，我就不会这样做。”
我的这位伟大而坚强的英雄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他永远不会忘记别人把他父亲弄成那个下场——为了把食物喂进孩子的嘴里，他不得不说肮脏的谎言，做见不得人的偷窃勾当。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欧内斯特曾对我说，“他的灵魂是善良的，可是却被那残酷的生活扭曲摧残着，磨得不成样了。
他被他的主人——那些禽兽——折磨成了一个筋疲力尽的畜生。
他应该能活到今天的，像你父亲那样。
他有着强壮的身体。
可是他却被机器束缚住了，工作到死——为了挣钱。
想想吧。
为了挣钱——他的血肉成为了别人的一桌酒席、一件华而不实的珠宝，或者是成了让那些寄生虫和游手好闲者，也就是他的主人们——那些十恶不赦的禽兽们纵酒狂欢的东西。”
腿杆——非洲奴隶就是被它束缚住的，罪犯也是。
直到大同世界到来后，腿杆才不再被使用。
虽然像埃弗哈德一样，他们并未想到它的本质，但是，甚至在他的时代之前就有人发现了这种阴影。
约翰·C. 卡尔霍恩说：“一股力量正在政府中崛起，它比人民本身更为强大。它由许多各种各样强大的利益结合而成，联合成了一股力量，且依靠大量银行盈余的结合力聚集在一起。”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亚伯拉罕·林肯遇刺前曾说：“我看见危机将在不远的未来降临，这让我焦躁不安，并让我为国家的安全而颤抖......
股份公司登上了王座，高层腐败的时代随即到来。为了延长它的统治时间，钱权政治势必利用人们的偏见，直到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那时共和政体就会被摧毁。”
这本《经济与教育》就是在那一年发表的。
该书现存三本：两本在阿迪斯，一本在阿斯加德。
该书用详尽的细节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现有的资本主义偏见在大学和普通学校中根深蒂固。
此书逻辑连贯，并且针对教育体制提出有力的控诉。在书中，作者认为当今大学教育只教给学生对资产阶级制度有利的思想，而任何对资产阶级怀有敌意或者包含颠覆性意图的观点都会遭到排斥。
此书造成了一阵轰动，并迅速被寡头政治查禁了。
第七章 主教的幻觉
“主教失去理智了。”欧内斯特写信告诉我，“他完全飞到了空中。
今晚，他将开始亲手扶正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
他要传他的道。
他这么对我说的，我劝不住他。
他是今晚I.P.H.的主席，他会在开场白中传他的道。
“我带你去听他演讲好吗？当然，他注定失败。
这会伤你的心——也会伤他的心。但对你而言，这将是一堂精彩的实物教学课。
亲爱的，你知道我有多自豪，因为你爱我。
而且，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全部的价值，我要挽回你眼中关于我的些许让你觉得不值得的印象。
因此，我的自尊心强烈地驱使着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想法是正确而合理的。
我的见解非常苛刻。主教那样崇高的灵魂会一事无成，这将告诉你这种苛刻是必须的。
所以今晚过来吧。
尽管今天晚上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但我觉得这会让你更加靠近我。”
那天晚上，I.P.H.在旧金山举行会议。这个会议谈论的话题是社会道德的堕落以及补救措施。
莫尔豪斯主教主持会议。
他坐在讲台上，十分紧张，我看得出来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他旁边的是迪金森主教、加利福尼亚大学伦理系主任H. H. 琼斯、伟大的慈善组织者W. W. 赫德夫人、同样伟大的慈善家菲利普·沃德，还有几个宗教界和慈善界中没有那么杰出的人物。
莫尔豪斯主教起身，突然开始说道：
“我坐在我的马车里，驶过街道。
那是在晚上。
我时不时从车窗向外望去，突然，我觉得眼睛像被什么东西给打开了，我看清楚了事物的真实面目。
起先，我用双手蒙住双眼，挡住这可怕的情景。然后，在黑暗中，我想起了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过了一会儿，这个疑问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主会做什么？仿佛有一道亮光随着这个疑问照亮了空间，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的责任，就像扫罗当年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一样。
“我让车停住，下了车。经过了几分钟的交谈，我说服了两位妓女与我一起上车。
如果耶稣是对的，那么这两个不幸的女人就是我的姐妹，我的感召和温和是她们洗清罪恶的唯一希望。
“我住在旧金山最受人喜爱的地区之一。
我的房子价值十万美元，里面的家具、书籍和艺术品也值那么多。
这房子简直就是一幢大厦。
不，那是一座宫殿，里面还有许多佣人。
我从来不知道宫殿有什么好处。
我一直以为它们是用来住的。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我把这两位妓女带回我的宫殿，她们将与我住在一起。
我希望让我宫殿里的每一个房间都住满像她们那样的姐妹。”
听众们越来越坐立不安了，那些坐在讲台上的人们的脸上流露出越来越强烈的沮丧和惊慌的神情。
就在这时，迪金森主教站了起来，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逃离了讲台和这间大厅。
但是很明显，莫尔豪斯主教的眼中全是自己的幻觉，他继续说着：
“哦，我的兄弟姐妹们，这样一来，我找到了解决所有难题的方法。
我本来不知道马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可现在我知道了。
它们是用来搭载那些老弱病残的，是用来对那些失去羞耻心的人表示尊敬的。
“我本来不知道这些宫殿是用来干什么的，但现在我发现了它们的用途。
教会的宫殿应该是那些倒在路旁奄奄一息的人们的医院和托儿所。”
他停顿了好长一会儿，明显是被自己心中的想法压倒了，他紧张地思考着如何用最好的方式表达这想法。
“我亲爱的兄弟们，我根本不适合来跟你们宣扬有关道德的事。
我在没有廉耻而伪善的地方住得太久了，已经无法帮助别人。
可是我对那些女人，对我的姐妹们的所作所为告诉我，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其实很容易。对那些信仰耶稣和他的福音的人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别的，只有爱。
爱本身比罪恶更强大——比死亡更强大。
因此，我想对你们中的富人说，你们要尽的责任就是我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着的事。
你们每一个家境优越的人带一些小偷去你们家，像兄弟一样招待他们，带一些不幸的女人去你们家，像姐妹一样对待她们，那么旧金山就不再需要警察和地方官员了，监狱将会变成医院，罪犯也会随着犯罪行为一起消失。
“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出去，而不是只奉献自己的钱。
我们要以基督为榜样，这才是今天教会该传的道。
我们已经背离主的圣训很远了。
我们沉沦在自己的物质享受中了。
我们用钱财代替了基督。
我这儿有一首诗，讲出了全部事情。
我想读给你们听。
它的作者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可他却看得很清楚。你们不能把它误以为是对天主教会的抨击。
它是对所有教会的抨击，它抨击所有教会的浮华与显赫，它们都背离了主的道路，并把自己与主的子民分隔开来。
听好：
“清越的小号响彻圆顶的殿堂；
人民战战兢兢地跪倒在地上；
我看到被人们抬在肩上的，
像一尊天神，那是位罗马圣王。
“像一个传教士，他穿着比泡沫更洁白的长袍，
又像一位君主，用猩红大氅裹着自己，
三重金冠高高顶在他的头上；
光辉灿烂地，教皇回了家。
“我的心偷越过那荒凉的年代。
回想在寂寞大海里流浪的那个人。
徒劳地寻觅一个安身之所：
‘狐狸有洞，鸟儿有窝，
我，只有我，不得不疲倦地流浪。
我的脚走得青肿，喝着含泪的苦酒。'”
听众们都激动起来，可是并没有回应。
然而莫尔豪斯主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接着讲下去。
“所以，我要对你们中的富人，对所有有钱人说，你们残忍地迫害着主的子民。
你们铁石心肠。
你们塞住耳朵，不愿聆听大地上哭喊的声音——你们听不到痛苦和悲惨的声音，但总有一天有人能听到。
所以我说——”
可是就在这时，H. H. 琼斯和菲利普·沃德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们把主教带下台。而听众们还是屏息而坐，他们都被震住了。
欧内斯特一走到街上就野蛮地尖声大笑起来。
他的笑声让我很难受。
我的心里满是抑制不住的泪水，似乎要爆开了。
“他已经传达了他的想法，”欧内斯特大声说，“主教的男子气概和内心温和的本性都释放了出来，可是那些喜爱他的基督徒听众们对他下的定论是，他疯了！
你没看到他们多么热切地带他下台吗？
看到这种情形，地狱里肯定都会发出笑声。”
“无论如何，主教今晚的言行都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说。
“你是这样想的？”欧内斯特嘲笑地问。
“这一定会引起轰动的，”我肯定地说，“你没看到，他讲话时，记者们都在拼命地记录吗？”
“明天报纸上一句话也不会登出来。”
“我不相信。”我嚷着。
“那你就等着瞧吧，”他回答，“他说的一句话、一点想法都不会刊登出来。
每日新闻？简直就是每日封锁新闻！”
“可是那些记者，”我反驳道，“我看到他们了。”
“他说过的话一个字都不会印出来。
你忘了还有编辑。
他们靠维持他们的政策才能拿到薪水。
他门的政策是，绝不刊登对现有秩序构成重大威胁的新闻。
主教的话语是对现有道德观念的强烈抨击。
这是歪理邪说。
他们把他赶下台，就是不让他说更多的歪理邪说。
报纸对歪理邪说绝口不提。
美国的新闻界？
它是一只靠资产阶级养活的寄生虫。
它的作用是用舆论维护已有的秩序，在这方面它干得不错。
“让我来预测一下。
明天的报纸上只会说主教的健康状况很糟糕，他工作得太辛苦，在昨晚病倒了。
几天后还会有另一种说法，说他得了神经衰弱，感恩的信徒给了他一个假期来休息。
而后，不外乎这两种结果：一是主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度假回来后恢复了健康，眼里不再有什么幻觉了；二是他还执迷不悟，到时候你就可以在报纸上看到用委婉而又悲伤的词语发表的消息，说他疯了。
从那以后，他只能对着垫着垫子的墙壁说他的幻觉了。”
“你现在扯得太远了！”我叫出来。
“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他的确是疯了。”他回答，“怎么会有一个不是疯子的正人君子会把误入歧途的女人和小偷带回家，让他们和他住在一起，待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当然，耶稣死于两个小偷中间，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发疯了吗？你不认同的那些人的思维模式总是错的。
所以这个人的思想是错的。
错误的想法和不正常的想法的区别在哪里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可能完全不同意你最正常的想法，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今晚的报纸上有个很好的例子。
玛丽·麦克纳住在市街的南面。
她是一个贫苦而诚实的女人。
而且她很爱国。
可她对美国国旗和它应该象征的保护意义有着不正确的认识。
接下来就是她的遭遇。
她的丈夫发生了意外，在医院里面躺了三个月。
尽管她帮别人洗衣服挣钱，可她还是欠着租金。
昨天，他们把她赶出来了。
但是一开始，她举起一面美国国旗，用它裹住自己，宣称靠它的保护，他们不能把她赶到冷冷的街上去。
结果怎么样呢？
她因为发疯而被逮捕，并受到了审讯。
今天，正规的精神病专家对她进行了检查。
她被查出疯了。
她被送进了纳帕收容所。”
“可是那太牵强了，”我针锋相对，“假设我对一本书的文学风格的态度与所有人不同。
他们可不会因为这就把我送到收容所的。”
“非常正确，”他回答，“可是，这种意见分歧不会对社会造成威胁。
这就是区别所在。
玛丽·麦克纳和主教的不同意见确实会对社会造成威胁。
要是穷人都拒绝交付房租，在美国国旗下庇护自己，那又怎么办呢？
地主所有制会垮台的。
主教的观点对社会同样危险。
所以，他就得进精神病院。”
可是我还是不愿相信。
“等着瞧吧。”欧内斯特说。于是我就等着。
第二天早晨，我叫人买来了所有的报纸。
到此为止，欧内斯特是对的。
莫尔豪斯主教说的话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
有一两份报纸提到，他被自己的感情控制得失去了理智。
可是，在他后面发言的人所讲的陈词滥调却报道得十分详尽。
几天后，报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说他因为工作过度疲劳而外出度假休息去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还没有关于他精神病的消息，甚至连神经衰弱都没有。
我几乎没有想过主教命中注定要踏上的这条可怕的路——那就是欧内斯特所想到的客西马尼和被钉上十字架的结局。
没有线索表明这些首字母缩写代表的是哪个组织的名字。
从伯克利乘渡船到旧金山只需要几分钟。
这两地和其他的一些海港城市实际上组成一个社区。
奥斯卡·王尔德，公元19世纪的语言大师之一。
第八章 机器破坏者
在欧内斯特代表社会党竞选国会议员的前夕，父亲举办了一场被他私下里叫作“盈利和亏损”的晚宴。
欧内斯特称它为机器破坏者的晚宴。
事实上，它只不过是生意人的晚宴——当然都是一些小生意人。
我怀疑，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总资产超过二十万的企业中有持有股份。
他们真的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意人。
在场的有欧文，他是西尔弗堡的欧文公司——一个有几家分店的大型食品杂货店的老板。
我们的食品杂物都是从那里买来的。
科瓦尔特和沃什伯恩药品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都在，还有康特拉科斯塔县的花岗岩矿主阿斯蒙森先生。
还有很多类似的人，小工厂、小生意和小企业的所有者或合伙人——简而言之，都是小资本家。
他们都显得很精明，很有趣，说话都简单明了。
他们的不满一致针对大公司和托拉斯。
他们的信条是“打垮托拉斯”。
所有的压迫都来源于托拉斯，每个人都讲述着同样的悲惨遭遇。
他们主张铁路和电报这一类的托拉斯应归政府所有，并靠收取累进率很高的收入所得税来限制财富的大量积累。
他们还主张，为了整治地方上的弊病，自来水、煤气、电话以及电车等公共设施都应归地方公有。
阿斯蒙森先生以一个矿主的身份讲述了自己的苦难，这格外引人关注。
尽管那次大地震摧毁了旧金山，给他带来了许多笔大买卖，但他坦白地说，自己并没有从矿上获得任何利润。
六年来，旧金山重建仍在继续进行，他的生意四倍、八倍地翻涨，可是他的收入却还是没有起色。
“铁路公司对我这一行的了解比我自己还多一些，”他说，“它对我的营运开支了如指掌，分毫不差，还知道我合同里的条款。
它怎么能知道这些连我都只能猜测的事情。
我聘请的人中肯定有它的线人，它一定与所有和我签订合同的人有联系。
你知道，当我签订了一个大合同，即将从中大赚一笔的时候，从我的矿场到市场的运费就立刻上涨了。
完全没有解释。
铁路拿走了我的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来就没能成功地让铁路公司重新考虑运费上涨的问题。
另一方面，当发生意外事故时，营运开支增多时，或者合约带来的利润较少时，我总是能成功地让铁路公司降低运费。
结果是什么呢？或多或少，铁路公司总能拿走我的利润。”
“除此之外，最后给你剩下的，”欧内斯特插进来问，“大概就和铁路公司拥有的矿场经理的薪水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阿斯蒙森先生回答，“前不久，我把过去十年的账本仔细检查了一遍。
我发现在这十年里，我的所得真的就和一个经理的薪水一样多。
还不如让铁路公司拥有我的矿场，再雇我经营它。”
“可是有所不同的是，”欧内斯特笑了，“如果那样，铁路业将不得不承担所有风险，而这些风险现在都由你自愿承担。”
“非常正确。”阿斯蒙森先生悲伤地回答。
欧内斯特让他们说完话，就开始一一问问题。
他从欧文先生开始。
“大约在六个月前，你在伯克利开了一家分店，对吗？”
“是的。”欧文先生回答。
“我注意到，从那时起，已经有三家小食品店关门了。
这是你的分店造成的吗？”
欧文先生带着得意的微笑肯定了这一点。
“他们根本没机会与我们抗衡。”
“为什么没有？”
“我们的资本更雄厚。
生意做大了，总是能让浪费更少，效率更高。”
“所以你的分店吸收了另外三家小店的利润。
我明白了。
可是，告诉我，那三家店的老板怎么样了？”
“有一个在为我们开车送货。
我不知道另外两个怎么样了。”
欧内斯特突然转过身，朝向科瓦尔特先生。
“你打折卖掉了很多商品。
那些被你逼得无路可走的小药店老板现在都怎么样了？”
“其中一个，哈斯弗瑟先生，在管理我们的配方部门。”他回答。
“你拿走他们创造的利润了吗？”
“当然。
这就是做生意的目的。”
“那么你呢？”欧内斯特突然对阿斯蒙森先生说，“你很讨厌铁路拿走了你的利润吧？”
阿斯蒙森先生点点头。
“你希望能自己创造利润？”
阿斯蒙森先生又点了点头。
“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吗？”
没有回答。
“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吗？”欧内斯特坚持问。
“这就是获得利润的方式。”阿斯蒙森先生简单地回答。
“那么，商业游戏就是从别人那里获取利润，并防止别人从你那里获取利润。
就是这样，不是吗？”
欧内斯特不得不重复了他的问题，阿斯蒙森先生才给出答案，他说：
“是的，是这样，除了一点，只要别人不是牟取暴利，我们不会反对他们获取利润。”
“你说的暴利就是很大的利润，但你并不反对自己获取更多的利润吧？......肯定不反对吧？”
阿斯蒙森先生平和地承认了这一弱点。
这时候，欧内斯特又向另一个人提问——卡尔文先生，曾经的乳业老板。
“不久之前，你与乳业托拉斯斗争过，”欧内斯特对他说，“现在你却在为农民协进会工作。
这是如何发生的？”
“哦，我并没有放弃斗争，”卡尔文先生回答，他看上去非常好战，“我正站在唯一能与托拉斯斗争的阵营——政治界。
让我告诉你。
在几年前，我们乳品业主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做任何事。”
“可你们却自己竞争起来了？”欧内斯特打断他。
“是的，这样就降低了利润。
我们也曾设法组织联合起来，可是那些独立的乳品业主总是从中作梗。
后来有了乳业托拉斯。”
“由美孚石油公司的剩余资金赞助。”欧内斯特说。
“是的，”卡尔文先生承认，“可是当初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代理人带着威胁来找我们。
他们的建议是：‘加入我们，变得富有；或者不加入我们，等着挨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了。
那些没加入的人都挨饿了。
哦，起初我们是得到了好处的。
每夸脱牛奶涨了一分钱。
这一分钱中的四分之一归我们所有。
四分之三归托拉斯所有。
接着，牛奶又涨了一分钱，只是这次，我们没有从这一分钱中赚到任何一点。
我们的抱怨根本没用。
这一切都在托拉斯的掌控中。
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受人利用的小人物。
最后，我们连那起初那四分之一分钱也没有了。
于是，托拉斯开始把我们挤出来。
我们能怎么办？我们被挤出来了。
现在没有乳品业者了，只有一个乳业托拉斯。”
“但是牛奶涨了两分钱，我觉得你们可以竞争的。”欧内斯特狡黠地建议道。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试过了。”卡尔文先生停顿了一会儿，“它打垮了我们。
托拉斯可以把市场上牛奶的价格压得比我们的低。
它可以以很低的利润出售，而用这种价钱卖的话，我们真的会亏本。
在那次冒险投资中，我损失了五万块。
我们中大多数人破产了。
乳品业者都被清除了。”
“所以，托拉斯拿走了你们的利润，”欧内斯特说，“因此你们参与了政治，为的就是用法律的手段消灭托拉斯，拿回你们的利润？”
卡尔文先生面露喜色。“这正是我在演讲中对农民们说的话。
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想法。”
“可是托拉斯生产牛奶的成本比独立乳品业者的更低，是吗？”欧内斯特问。
“大量的资本让他们可以拥有良好的组织管理和新式的机器，那有什么不行呢？”
“这没什么可讨论的，”欧内斯特回答，“它的确该这样，再说，事实也是这样。”
卡尔文先生就在这里发表了他的政治演说，表明了他的观点。
很多人热情地追随他，大家的呼声就是要消灭托拉斯。
“这些可怜的头脑简单的家伙，”欧内斯特低声对我说，“他们把能看到的地方看得很清楚，可他们只能看到自己鼻尖那么近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讲话，并用他那特有的方式控制了全场，直到晚宴结束。
“我很认真地听了你们每个人所说的话，”他开始说，“我清楚地看到，你们用很正统的方式来玩这个商业游戏。
你们的生命，概括起来就是利润。
你们怀着坚定而又持久的信念，相信你们生来唯一的目标就是创造利润。
只是有一个障碍。
当你们拼命为自己挣得利润的时候，托拉斯出现了，并拿走了你们的利润。
不知为什么，这种困境妨碍了你们实现最初希望达到的目标。在你们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消灭那个拿走你们利润的东西。
“我很仔细地听了，我觉得只有一个名称能用来称呼你们。
我要用那个名字来称呼你们。
你们是‘机器破坏者'。
你们知道什么是机器破坏者吗？让我来告诉你们。
在18世纪的英格兰，男人和女人都在自己的小屋里用手动织布机织布。
这种小作坊式的生产体系，织起布来又慢又笨拙，而且成本很高。
后来出现了蒸汽机和节省劳动力的机器。
把一千台织布机集中在一个大工厂里，由中央发动机控制，这要比在家里用自己的织布机织布的成本低得多。
工厂是一个联合组织，在这里，竞争消失了。
在家里用手动织布机织布的男男女女们现在都进了工厂，操纵那些机械的织布机，但他们不再是为了自己工作，而是为资本家干活。
此外，小孩子也进了工厂，在机械织布机上干活。由于他们的工资更低，那些大人们就被他们取代了。
这使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
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他们饿着肚子。
而且他们说，这全都是机器的错。
所以，他们着手破坏机器。
他们没有成功，他们非常愚蠢。
“可是你们没有吸取他们的教训。
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你们，还试图去破坏机器。
你们自己也承认，托拉斯机器的工作效率比你们高，而且成本比你们低。
这就是你们斗不过它们的原因。
可是，你们却还想破坏那些机器。
你们比那些英格兰的愚蠢工人们还要傻。
在你们唠叨着要恢复竞争时，托拉斯却继续消灭你们。
“你们都讲着同样的一套话，关于竞争的消失与联合组织的出现。
你，欧文先生，当你的分店把那三家小店逼得破产，你就消灭了伯克利的竞争。
你的联合组织的效率更高。
可是，你感到了另一个联合组织——托拉斯对你造成的压力，你就大喊大叫了。
这是因为你不是托拉斯。
如果你是全美国杂货店的托拉斯，那你唱的就会是另外一首歌了。
你会唱道：‘保佑托拉斯吧。'
可是，话说回来，不仅你的小联合组织不是一个托拉斯，而且你自己也知道它缺乏实力。
你开始预料到自己的结局了吧。
你感觉到，在这场游戏中，你和你的分店都成了受人摆布的小角色。
你看到那些有实力的企业正在崛起，而且变得一天比一天强大。
你觉得他们的铁手伸向了你的利润，这儿拿走一把，那儿拿走一把——这些铁路托拉斯、石油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煤矿托拉斯。
你知道它们最终会消灭你，拿走你那最后的一小笔利润。
“你，先生，你是个可怜的赌棍。
当你用更有优势的联合组织挤走伯克利的那三家小食品店的时候，你挺起了胸膛，大谈工作效率和企业精神，还用被你挤走的那三家小店的利润送你太太去欧洲玩了一趟。
这是狗咬狗，你把他们都吃了。
可是，另一方面，你反过来将被另一只更大的狗给吃了，所以你叫嚷起来。
我对你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坐在这张桌旁的所有人。
你们都在叫嚷着。
你们在玩一场失败的游戏，你们都在为这叫嚷着。
“可你们叫嚷的时候却没有像我这样直接把情况讲出来。
你们没有说你们喜欢排挤他人，榨取他们的利润，而且你们也没有说，你们这样叫嚷着是因为别人正在排挤你们，榨取你们的利润。
你们没有说，实在是太狡猾了。
你们说了另一番话。
你们像卡尔文先生那样发表小资本家的政治演讲。
他说了什么呢？
我听到他说了这几句：‘我们最初的原则都是正确的'；‘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恢复美国最根本的方式——让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机会'；‘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是自由精神'；‘让我们回到我们祖先的原则上来'。
“当他说‘让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机会'时，他指的是自由榨取利润的机会，而现在，他的这种自由的机会已经被强大的托拉斯抢走了。
荒唐的是，你们还重复这些话，说了太多次，以至于最后你们竟然信以为真了。
你们希望有机会用自己的小把戏去抢夺其他人的东西，可是你们骗了自己，还以为自己想要的是自由。
你们顽固又贪婪，却被自己说辞中的魔力引导着，相信起自己是爱国者来。
你们对利益的渴求完全是自私的，但你们却把它当作对受苦的人们的无私关怀。
来吧，这儿都是自己人，诚实一次吧。
正视事实，直接地讲出来吧。”
桌旁的人脸涨得通红，表情愤怒，还流露出一些畏惧的神色。
他们对这个脸蛋光滑的年轻人有些害怕，怕他的话摆动着砸向他们，怕他那要命的实话实说的特点。
卡尔文先生马上回答。
“为什么不行呢？”他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到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创始人用的方式呢？你说出了许多真相，埃弗哈德先生，虽然这让人很不舒服。
可是就在这里，在我们之间，让我们畅所欲言。
让我们丢掉所有的伪装，接受埃弗哈德先生明确说出的事实真相吧。
的确，我们这些小资本家追求利润，而且托拉斯正在抢走我们的利润。
我们确实想毁掉托拉斯，为的是保全我们自己的利润。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不能？我说，为什么不呢？”
“啊，现在我们讲到了这个问题的要点了，”欧内斯特带着愉快的表情说，“我会尽力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尽管这样讲出来很难。
你知道，你们这些人学过做生意，虽然只是做小生意，可你们根本没有学过社会的进化。
现在，你们正处于经济进化的过渡阶段，可你们不了解它，这就是造成你们所有困惑的原因。
为什么你们不能回到过去？因为你们不能。
你们不能使经济进化的潮水沿着它涌来的河道往回流，就像你们不能让水流回山上一样。
约书亚让太阳停在吉比恩的上空，可你竟想超过约书亚。
你们竟然想让太阳从天空中倒退回去。
你们竟然想让时间倒流，让中午过后就是早上。
“面对节省劳力的机器、有组织的生产模式，还有联合组织提高的工作效率，你们却还想让经济的太阳倒退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回到之前那种没有大资本家，没有好机器，没有铁路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众多小资本家在混乱的经济秩序下互相厮杀，生产方式落后，浪费惊人，没有组织性，成本也高。
相信我，约书亚的任务更容易，而且他还有耶和华的帮助。
可是上帝早就遗弃了你们这些小资本家。
小资本家的太阳正在落山。
它不会再升起了。
你们甚至连让它停下的能力都没有了。
你们正在消亡，你们注定要从这个社会上全部消失。
“这是进化的规律。
这是上帝的旨意。
组织比竞争更强大。
原始人是一种藏身于石缝里的弱小生物。
他们联合起来与他们食肉的敌人斗争。
他们是一种爱好竞争的野兽。
原始人是有组织的野兽，正是这样他们才上升为万物之王。
从那时起，人类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壮大了。
这是联合组织与自由竞争的斗争，长达一千个世纪的斗争，而输的总是自由竞争。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自由竞争那边，必定会毁灭。”
“可是托拉斯就是从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啊。”卡尔文先生插进话来。
“很对，”欧内斯特回答，“而且托拉斯自己消灭了自由竞争。
这一点，用你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你们不再从事乳品生意的原因。”
桌旁响起了这天晚上的第一阵笑声，甚至连卡尔文先生都参与了这阵针对他自己的笑声。
“现在，当我们谈到托拉斯时，”欧内斯特继续说，“让我们先解决一些问题。
我要讲述一些观点，你们要是不同意就说出来。
沉默就表示同意。
机械织布机比手动织布机效率更高，而且价格更低廉，不是吗？”他停了一下，但没人说话。
“弄坏机械织布机，回到那既笨拙又高成本的手工织布法，这难道不是极其不合理吗？”一个个脑袋默许地点着头。
“那个叫托拉斯的组织的生产效率比一千个相互竞争的小企业更高，而且更便宜，不是吗？”仍然没人反对。
“那么消灭这种廉价而高效的联合组织不是不合理吗？”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回答。
然后，科瓦尔特先生开口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他问道，“消灭托拉斯是我们看到的唯一能摆脱它的方法。”
欧内斯特立刻红光满面，活力四射。
“我来告诉你另一种方法！”他叫了起来，“我们先别破坏那些高效廉价的好机器。
让我们来控制它们。
让我们利用它们的高效和廉价来赚取利润。
让我们自己操作它们。
让我们把这些好机器现在的主人赶走，由我们自己来拥有它们。
先生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一个比托拉斯更好的组织，一个比这个星球上曾出现过的任何社会组织都更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
这符合进化的规律。
我们用更大的联合组织来对抗联合组织。
这就是胜利的一方。
到我们社会主义者这边来吧，到胜利的一方来斗争吧。”
讲到这里，反对声又响起来了。
他们摇着头，开始交头接耳。
“那么好吧，你们更愿意当落伍的人，”欧内斯特大笑，“你们更愿意扮演返祖的角色。
你们注定会像所有返祖的人一样灭亡。
你们是否有过疑问，要是有个比现在的托拉斯更大的组织出现，你们会怎么样？
你们考虑过没有，等到各个托拉斯合成一个联合起来的组织，成为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的托拉斯时，你们将如何自处？”
他突然出人意料地转向卡尔文先生。
“告诉我，”欧内斯特说，“如果这不是事实。
你被迫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因为旧的政党掌握在托拉斯手里。
你们宣传农民协进会的最大阻碍就是托拉斯。
在你们遇到的每个阻碍背后，在你们遭受的每一次打击背后，在你们每一次的失败背后，都是托拉斯的手在操纵。
不就是这样吗？告诉我。”
卡尔文先生不安地坐着，一声不吭。
“说呀。”欧内斯特鼓励他。
“这是真的。”卡尔文先生承认，“我们控制了俄勒冈州的议会，通过了很好的保护法案，可是被州长否决了，这州长是托拉斯的人。
我们选出了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可州议会不同意他上任。
我们两次通过了国家所得税法，可每次都被最高法院否决了，理由是违反了宪法。
法院也在托拉斯手中。
我们人民没有足够的钱来付给我们的法官。
可是总有一天——”
“当联合起来的托拉斯控制了所有的立法机关，它本身就会成为政府。”欧内斯特插话道。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一片呼喊声响起。
每个人都激动万分，跃跃欲试。
“告诉我，”欧内斯特问，“那一天到来时你们会怎么办？”
“我们会武装起义！”阿斯蒙森先生叫起来，许多人都出声支持他的决定。
“那会引起内战。”欧内斯特警告他们。
“内战就内战吧。”这就是阿斯蒙森先生的回答，全桌的人都在他背后支持地呼喊。“我们没有忘记先人的丰功伟绩。
为了自由，我们准备好了去战斗，去牺牲。”
欧内斯特笑了。
“不要忘了，”他说，“我们已经默认了，先生们，你们所谓的自由指的是压榨别人利润的自由。”
现在，整桌的人都愤怒了，无尽的怒火燃烧着。
但欧内斯特控制住了这混乱局面，让人们听到了他的声音。
“还有一个问题。
记着，当你们武装起义时，你们的理由将是：政府被托拉斯控制了。
所以，政府就会动用正规的军队、海军、国民军、警察——总之，发动全美国的武装力量来对付你们。
到那时，你们的武装力量在哪儿呢？”
他们的脸上浮现出失望的表情。还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欧内斯特又说话了。
“你们是否记得，不久前，我们的正规军队只有五万人？
一年又一年，发展到今天，已经增加到三十万了。”
他又说。
“这还不是全部。
当你们一心一意地追求你们心爱的叫作利润的幻觉时，当你们把自己最爱的叫作竞争的偶像当作说教的题材时，联合组织却完成了更重大、更可怕的事。
有国民军啊。”
“那是我们的武装力量啊！”科瓦尔特先生叫了起来，“有了它，我们可以击退正规军的进攻。”
“你们自己也得加入国民军，”欧内斯特反驳，“你们会被送到缅因州、佛罗里达州、菲律宾，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让你们的同志在争取他们自由的内战中被鲜血淹没。
同时，你们在堪萨斯州、威斯康星州、或者任何一个州的同志们也会加入国民军，到加利福尼亚州来，让你们在自己的内战中被鲜血淹没。”
这下，大家真的都被震住了，默不作声地坐着，直到欧文先生小声说：
“我们不会加入国民军的。
就这么定了。
我们不会那么傻。”
欧内斯特立刻大笑起来。
“你还不知道联合组织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无法自己做主。
你们会被征召加入国民军的。”
“可是有民法在啊。”欧文先生坚持道。
“等政府把民法作废后就没有了。
等到你们说起武装起义的那一天，你们的武装会反过来对付你们自己。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你们都会加入国民军。
我听到刚才有人小声地说人身保护法。
你们得不到人身保护法的，得到的只有验尸。
要是你们拒绝加入国民军，或者参加后不服从命令，你们将受到战地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像只狗一样被枪毙。
这就是法律。”
“这不是法律！”卡尔文先生肯定地说，“没有这样的法律。
年轻人，这都是你的幻想。
你为什么说把国民军派遣到菲律宾。
这是违反宪法的。
宪法上特别规定，国民军不能派遣出国。”
“这和宪法有什么关系？”欧内斯特问，“法院解释宪法，而正如阿斯蒙森先生同意的，法院都被托拉斯控制着。
除此之外，正如我说过的，这就是法律规定。
先生们，这样的规定已经实施好多年了，都九年了。”
“那个法律规定我们可以被征入国民军吗？”卡尔文先生怀疑地问，“就是那个法律规定，只要我们拒绝入伍，战地军事法庭就可以枪毙我们？”
“是的，”欧内斯特回答，“就是那个。”
“我们怎么从没听说过这条法律？”我父亲问。我可以看得出，这对他也是个新鲜事。
“有两个理由，”欧内斯特说，“其一，它没有实施的必要。
如果必要的话，你们很快就会听说了。
其二，这个法案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十万火急的情况下秘密通过的，实际上没有经过讨论。
当然，报纸上也没有提及一个字。
可我们社会学家知道这事。
我们把这件事发表在我们的报纸上。
可你们从来不看我们的报纸。”
“我还是认为你们在做梦，”卡尔文先生顽固地说，“国家不会容许这种事发生的。”
“可是国家确实允许了，”欧内斯特回答，“至于我做梦——”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册子，“告诉我，这本书看上去像不像梦里的东西。”
他翻开这本小册子，念了起来：
“‘第一条，兹颁布此法，如此等等，规定各州、属地，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内所有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全的男性公民必须参加国民军。'
“‘第七条，任何军官或士兵'——各位先生，记住这一条，你们都是应征入伍的士兵——‘任何应征入伍的国民军士兵，若有拒绝报到或对此应征法规置之不理者，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并将依军事法庭的裁决予以惩罚。'
“‘第八条，审讯国民军军官或士兵的军事法庭只能由国民军军官组成。'
“‘第九条，凡是国民军，一经征召为美国服役，将与正规美国军队受到相同战争法规条例的管辖。'
“就是这样，先生们，美国的公民们，国民军战友们。
九年前，我们社会党人以为这个法案是针对工人的。
可是这似乎也针对你们。
国会议员威利在通过这个法案之前所允许的简短讨论中说，这个法案‘提供了一支预备力量，用以扼制暴民的咽喉'——先生们，你们就是这暴民——‘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到你们将要武装起义的时候，记住，你们反抗的目标是托拉斯的财产，还有托拉斯依法压榨你们的自由。
你们的牙齿被拔掉了，先生们。
你的利爪也被磨平了。
你们起义的那一天，没了牙齿和爪子，你们就像蛤蜊组成的军队那样，完全没有杀伤力。”
“我不相信！”科瓦尔特先生叫起来，“没有这种法律。
这是你们社会主义者编造的谎言。”
“众议院于1902年7月30日提出这一法案，”欧内斯特回答，“提案人为俄亥俄州众议员迪克。
这法案仓促地通过了。
1903年1月14日，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个法案。
就在七天后，美国总统批准了此法案。”
将售价降至成本价，甚至比成本价更低。
这样一来，大公司在亏损销售的情况下比小公司支撑得更久，于是小公司就被逼得破产了。
这是常见的竞争模式。
在这个时期，人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想把这些正在消亡的农民阶级吸收进一个政党，目的就在于通过极端的法律来摧毁企业联合与大公司。
所有这样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第一个成功的大型托拉斯——几乎领先于其他同类组织一代人的时间。
破产——一种奇特的制度，可以使在产业竞争中失败的个人免于偿还所欠债务。
这种制度使得社会竞争中过于野蛮的、血淋淋的状况得以改善。
埃弗哈德掌握的基本细节正确无误，只是他所述的法案提出日期有误。
这项法案提出的日期是6月30日，而不是7月30日。
国会议事录保存在阿迪斯，一份参考资料显示，该法案于下列日期审议：6月30日、12月9日、15日、16日和17日，以及1903年1月7日和14日。
晚餐时那位商人对此表示的无知并不是不寻常的。
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法案的存在。
革命家E. 昂特曼于1903年7月在堪萨斯州吉拉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国民军法案》。
这本小册子在工人当中小范围传播。但是由于当时阶级隔离已经存在，中产阶级成员从没听说过这本小册子，因此一直对这项法案一无所知。
第九章 梦想的数学运算
正当大家都因为他透露的消息而惊慌失措的时候，欧内斯特又开口了。
“今天晚上，你们之中有十几个人都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们坚持说它是不可能的，现在就让我来证明它的必然性吧。
不仅你们这些小资本家将不可避免地被淘汰，而且大资本家，甚至托拉斯也必然会被淘汰。
记住，进化的潮流永远不会倒流。
它流淌着，一直流淌着，从自由竞争流向联合组织，从小的联合组织流向大的联合组织，又从大的联合组织流向非常大的联合组织，然后流向了社会主义，那就是最大的联合组织。
“你们说我在做梦。
很好。
我会用数学运算向你们证明我的梦想。还有，我要在此先向你们发出挑战，请你们指出我运算中的错误。
我要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我还会用数学方法证明为什么它一定会崩溃。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我有些离题，请各位多包涵。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工业生产这个独特的程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们不同意我说的观点，就请打断我的话。
假如有一个鞋厂。
这个工厂购买皮革，把它加工成皮鞋。
假如这儿有价值一百元的皮革。
这些皮革运进厂，生产成皮鞋运出来，我们假设价值两百元吧。
发生了什么？皮革的价值增加了一百元。
那么是怎么升值的呢？我们来瞧瞧吧。
“资本家和劳动者增加了这一百元的价值。
资本家提供厂房、机器，支付所有的费用。
劳动者提供劳力。
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增加了这一百元的价值。
至此，你们全部都同意吗？”
坐在桌旁的人们都点着头表示同意。
“工人和资本家生产了这一百元的价值，现在该分配它了。
这分配的数据是有小数的，所以，为了方便，我们把它粗略地近似一下。
资本家按份额拿到五十块，而劳动者也按照份额拿到五十块。
我们先不管因为分配而发生的争执。无论发生多少争执，分配都是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来的。
请注意这里，这个例子中特定的工业生产程序对其他所有的工业生产程序也是适用的。
我说的对吗？”
全桌的人再次同意欧内斯特所说。
“现在，假设劳动者拿到五十块后想买皮鞋。
他们只能买价值五十块的鞋。
这很清楚，是吧？
“现在，我们把话题从这个特定的工业生产程序转到美国所有工业生产程序的总和上，其中包括皮革本身、原材料、运输、销售，所有的东西。
为了取整数，我们假设美国一年生产财富的总量为四十亿元。
那么，在同一时期内，工人们得到了二十亿元的工资。
总共四十亿的生产总值。
工人能回购其中的多少呢？二十亿。
我肯定这是毋庸置疑的。
就此而言，我算的百分比还相当乐观。
因为资本家有千万种手段，劳动者们甚至连生产总值的一半都买不到。
“可话说回来。
我们假设工人们回购了二十亿。
所以，显而易见，工人只能消费二十亿。
还剩下二十亿，工人无法回购和消费这部分。”
“工人们甚至连自己的二十亿都没有消费掉。”科瓦尔特先生开口了，“如果花完了，储蓄银行里就不会有任何存款了。”
“工人们在储蓄银行的存款只是一种储备资金，消费和积累的速度一样快。
这些存款是为了养老、疾病和意外，以及后事开销准备的。
储蓄银行里的存款仅仅只是放回柜子里留着第二天吃的一片面包而已。
所以答案是否定的，工人们把他们的工资所能购买的东西都买了。
“二十亿留给了资本家。
当他们支付了所有开支后，他们会花掉剩下的钱吗？
资本家把他们的二十亿都花掉了吗？”
欧内斯特停了下来，他的问题直接对准了一些人。
他们摇摇头。
“我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坦白地说。
“你当然知道。”欧内斯特继续说，“停下来想一想吧。
要是资本家把他们的那一份都花掉了，那么资本的总量就不会增加了。
那就会一直保持现状了。
你们要是看一下美国的经济史，你们就会发现，资本总量一直在不断地增长。
因此，资本家没有把他的份额花掉。
你们是否记得，英国人曾经大量持有我们的铁路债券？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把那些债券都买回来了。
这说明什么呢？
资本家用没花掉的钱中的一部分买回了债券。
今天，美国的资本家持有好几百亿的墨西哥债券、俄罗斯债券、意大利债券、希腊债券，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这好几百亿是资本家没有花掉的钱中的一部分。
此外，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初，资本家从来就没有把他们的钱全部花掉。
“现在回到主题上来。
美国的年产值为四十亿元。
工人们回购消费了二十亿。
资本家并没有把剩余的二十亿都消费掉。
这就有一大笔余货留了下来，无人购买。
那么怎么处理这些余货呢？
怎样办呢？
工人们无法再购买了，因为他们已经花掉了所有的工资。
资本家不会去消费这些货，因为根据他们的天性，他们已经把能买的都买了。
可还是剩下一些余货。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卖到国外去。”科瓦尔特先生主动说。
“正是这样，”欧内斯特同意，“因为有这笔余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国外市场。
这些货被卖到国外。
它们不得不卖到国外去。
没有其他办法处理掉它们了。
而那些卖到国外的消费不完的剩余产品，就成了我们所说的贸易顺差。
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同意我所说的话吧？”
“这无疑是在浪费时间讲解商业基础知识，”卡尔文先生犀利地指出，“这些我们都懂。”
“我正是要用我仔细讲解的这些基础知识来挫败你们，”欧内斯特反击道，“妙就妙在这里。
我现在就要用这些来挫败你们。
现在开始。
“美国是一个资源已经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
根据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制度，它会有一些剩余的、但又必须处理掉的消费品，而且必须处理到国外去。
美国就是这样的，其他任何一个已经开发了资源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
每个国家都有销售不出去的剩余产品。
不要忘了，他们已经互通贸易，可还是有剩余产品。
这些国家的工人们已经花光了他们的工资，不可能再消费任何剩余产品了。
根据他们的天性，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们已经尽所有能力消费了。
可还是有剩余的产品。
他们无法相互出售这些剩余的产品。
那他们怎么处理掉它们呢？”
“把它们卖到那些还未开发资源的国家去。”科瓦尔特先生建议。
“就是这样。
你们看，我的论证如此简单明了，你们自己都替我把它继续下去了。
现在，就谈谈下一步。
假设美国把剩余的产品销售到一个资源没有开发的国家，例如巴西。
别忘了，这些剩余产品是在贸易范围外的，所有的商品都已经卖出去了。
那么，美国能从巴西那里得到什么回报？”
“黄金。”科瓦尔特先生说。
“可那儿只有那么多黄金，这世界上的黄金不多。”欧内斯特反对。
“那就用和黄金等价的有价证券和国债之类的东西。”科瓦尔特先生更正了一下。
“你现在说到点子上了，”欧内斯特说，“美国把剩余产品卖给巴西，得到的是国债和有价证券。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会在巴西拥有铁路、工厂、矿山和土地。
反过来，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科瓦尔特先生思考了一会儿，摇摇头。
“我告诉你吧，”欧内斯特继续说，“这意味着，巴西的资源正在被开发。
现在，讲下一个话题。
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巴西开发它的资源，它自己本身就会出现卖不出去的剩余产品。
它能把剩余产品卖到美国吗？不能，因为美国自己也有剩余的产品。
美国能像以前一样，把剩余产品销售到巴西吗？不行，因为巴西现在也有剩余产品。
“那会发生什么呢？美国和巴西都要去寻找其他没有开发资源的国家，好把剩余产品卖到它们那里。
但是，通过这些剩余产品的销售程序，那些国家的资源反过来也会被开发。
不久，它们有了剩余产品，又会出去寻找其他国家销售了。
先生们，现在，听好我说的话。
这地球只有这么大。
世界上只有这么多国家。
等到世界上所有国有家，甚至最小的、最落后的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剩余产品，而其他所有的国家也都有剩余产品时，将会发生什么事？”
他停住了，审视着听众。
他们脸上困惑的神情真是有趣。
还有一些惊恐的面庞。
欧内斯特凭空勾勒出一个景象给他们看。
他们坐在那儿看着，都被那景象吓住了。
“我们是从最简单的基础知识开始的，卡尔文先生，”欧内斯特调皮地说，“现在，我已经把余下的讲给你们听了。
这很简单。
妙就妙在这里。
你们肯定知道接下来的答案是什么。
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卖不出去的剩余产品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那时候，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去向何方？”
可是卡尔文先生摇了摇他那困惑的脑袋。
很明显，他正在回想欧内斯特的那套理论，想从中找到错误。
“让我和你们一起再简单地回顾一遍事实，”欧内斯特说，“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一个特定的工业程序——鞋厂。
我们发现，那里分配共同产品的方式与所有工业程序总和的分配方式类似。
我们发现，工人只能用工资购买一部分产品，而资本家并没有买下剩下的所有产品。
我们发现，当工人们把工资都用于消费，而资本家买下了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后，还剩下一些没有销售的剩余产品。
我们都同意，这些剩余产品只能销售到国外。
我们也同意，把剩余产品销售到另一个国家的结果是，他们的资源会开始开发，并且过不了多久，那个国家也会出现销售不出去的剩余产品。
我们把这个过程推广到地球上所有的国家，直到每个国家每年、每天都在生产销售不掉的产品，而此时已经没有其他国家来处理这些产品了。
现在我再问你们一遍，我们要怎么处理那些剩余产品？”
仍然没人回答。
“卡尔文先生？”欧内斯特问道。
“这可难倒我了。”卡尔文先生承认。
“我从没想过这种事，”阿斯蒙森先生说，“可这的确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阐述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欧内斯特把它讲得那么简单，我也只能困惑地呆坐着。
“我会告诉你们一个处理掉这些剩余产品的方法，”欧内斯特说，“把它们扔到海里。
每年把价值几亿元的鞋子、麦子、衣服，还有其他所有商品都扔到海里。
那不就解决了？”
“这确实是解决了，”卡尔文先生回答，“可你这样说简直荒谬。”
欧内斯特迅速接过他的话头。
“你这个机器破坏者，我说的难道比你主张的那种恢复前人的腐朽方式的说法还荒谬吗？
那你建议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剩余产品呢？
你不生产任何剩余产品的话就可以逃避这个问题。
那你打算怎样避免生产剩余产品呢？
可以回到那种原始的十分混乱、无序、不合理、浪费、成本很高的生产方式，这样就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产品了。”
卡尔文先生咽了下口水。
这一点他理解了。
他又咽了下口水，清了清喉咙。
“你是对的，”他说，“我确实错了。
这确实很荒谬。
可是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中产阶级生死存亡的事。
我们不愿消失。
我们宁愿荒谬地回到前人那套极其粗糙浪费的生产方式。
我们要把工业倒退到托拉斯出现之前的阶段。
我们要破坏机器。
你们打算怎么办？”
“可是你们不能破坏机器，”欧内斯特回答，“你们无法让进化的潮流倒退。
有两股巨大的势力与你们对抗，每个都比你们中产阶级更强。
大资本家，简而言之，就是托拉斯，他们不会让你们倒退的。
他们可不想让机器遭到破坏。
而比托拉斯更强大、更有力的是工人。
他们不会让你们毁掉机器。
世界和这些机器的所有权属于托拉斯和工人其中之一。
这就是这场战役的阵势。
双方都不想破坏机器。
可双方都想拥有机器。
这场战役中，中产阶级完全没有地位。
中产阶级就是两个巨人之间的侏儒。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这些可怜的中产阶级已经被困在上下两块磨石之间，而现在，碾压已经开始了。
“我已经用数据向你们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等到每个国家都有没人买也卖不掉的剩余产品时，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被自己创造的庞大的利润结构所压倒。
到了那一天，那也不会有什么破坏机器了。
那时的战役就将针对机器的所有权。
要是工人赢了，你们的路会好走些。
这样的话，美国和全世界一样，都会进入一个新的惊人的时代。
机器不会摧毁人们的生活，而是会让生活更公平，更幸福，更崇高。
到那时，你们这些垮台的中产阶级和工人一起，将全部都是工人，没有其他阶级。因此，你们将和其他工人一起，对那些好机器生产的产品进行分配。
我们，我们中所有人，都会创造出新的、更好的机器。
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销售不掉的剩余产品，因为不会再有利润了。”
“但是，假如托拉斯在这场争夺机器拥有权和世界的战役中获胜，那会怎么样？”科瓦尔特先生问。
“那么，”欧内斯特回答，“你、工人、我们所有人，都会被专制的铁蹄踏得粉碎，这种专制政治与曾经为人类历史蒙上阴影的任何专制政权一样残酷可怕。
把这个专制政权称作‘铁蹄'再好不过了。”
一段长长的沉默中，桌旁的每个人都在深入地思考着，他们以前可没有这样过。
“但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梦，”凯尔文先生说，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一个梦。”
“那我来告诉你一些不是梦的东西，”欧内斯特回答，“我把那样东西称作寡头政权。
你们叫它财阀政治。
我们指的是同一件事——大资本家或着托拉斯。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权力在谁手里。
为此，让我们把社会分一下阶级。
“社会上一共有三大阶级。
第一个就是财阀政治阶级，它由富有的银行家、铁路巨头、大企业董事和托拉斯巨头组成。
第二个是中产阶级，就是你们的阶级，先生们。它由农民、商人、小制造商和专职人员组成。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那就是我的阶级——无产阶级。它由靠工资生活的工人们组成的。
“你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美国，拥有财富的多少决定了基本权力的大小。
这三个阶级拥有财富的情况如何？
这里有一些数据。
财阀政治阶级拥有670亿财富。
在美国所有就业人口中，财阀阶级只占0.9%，而财阀阶级拥有财富总量70%。
中产阶级拥有240亿财富。
中产阶级占就业人数的29%，拥有财富总量的25%。
剩下来就是无产阶级了。
他们只有40亿财富。
在所有就业人口中，70%来自于无产阶级，而他们只拥有财富总量的4%。
权力在谁手里呢，先生们？”
“从你自己的数据中，我们中产阶级比工人更有权力，”阿斯蒙森先生说。
“说我们弱并不能使你们在财阀阶级面前变得更强，”欧内斯特反驳道，“而且，我的话还没完。
还有一种力量比财富更强，因为别人拿不走，所以更强。
我们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我们的肌肉里，在我们投票的手里，在我们扣动扳机的手里。
我们这种力量无法被剥夺。
这是原始的力量，与生命紧密相联，这种力量比财富更强大，而且财富不能将它夺走。
“可你们的力量是身外之物。
它可以被从你们那儿夺走。
就在现在，财阀阶级正在把它从你们那里夺走。
它最终会把它们全部夺走。
到那时，你们就不再是中产阶级了。
你们就沦落到我们中间了。
你们也会变成无产阶级。
而这样的好处在于，你们会加强我们的实力。
我们会大声叫你们兄弟，我们会肩并肩地为人类事业奋斗。
“你们知道，工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夺走的具体的东西。
他们拥有的国家财富的份额就是他们的衣服和家具，还有各地为数不多的人所拥有的没有纠纷的家庭。
可是你们有具体的财富，240亿，财阀阶级会把它从你们那里夺走。
当然，无产阶级很有可能会抢先把这批财产拿走。
先生们，你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吗？中产阶级就是一只夹在狮子与老虎之间摇摆的小羔羊。
这个逮不住你，那个也会逮住你。
而且就算财阀阶级先把你抢到手，无产阶级打败财阀阶级也只是时间问题。
“甚至，你们现有的财富都不能真正衡量你们的权力。
你们现有财富的力量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呼喊那软弱无力的口号：‘回到前人的方式。'你们知道自己不行。
你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个空壳。
我会让你们看到它有多空。
“那么农民有什么权力呢？超过50%的农民是奴隶，因为事实上，他们只是佃户，或者背着债务。
而且他们都是奴隶，因为事实上，托拉斯已经占有或控制（都是一回事，只是这么用比较好）——占有并控制了所有销售粮食的途径，例如冷藏库、铁路、电梯，还有轮船航线。
此外，托拉斯还控制了市场。
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农民根本就没有权力。
至于农民的政治力量和政府权力，我会在后面把它和整个中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政府权力一起讲。
“托拉斯一天一天地排斥着农民，就像排斥掉卡尔文先生和其余乳品业主一样。
商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一天一天地被排挤掉。
你们是否记得，在六个月间，烟草托拉斯仅仅在纽约就挤掉了四百多家雪茄商店？
以前那些煤田的所有者现在在哪里？
今天，就算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铁路业的托拉斯拥有或控制着所有无烟煤和沥青煤的煤田。
美孚石油托拉斯不是拥有二十多条海上航线吗？
它不是还控制了铜矿吗，更不用说，它还经营着一个冶金托拉斯作为一个小型副业吧？
今晚美国有一万个城市里用的电灯都是美孚石油托拉斯拥有或控制的公司生产的，与此同时，同样多的城市的电力运输——无论是城市、郊区或城郊结合处——都掌控在美孚石油手里。
从前经营这几千家企业的小资本家已经消失了。
你们知道这一点。
你们现在走的也是同一条路。
“小制造商和农民一样，现在的小制造商和农民实际上都沦为了封建佃户。
话说回来，现在的专业人员和艺术家全都成了奴隶，只是名字不同罢了，而政治家也变成了追随者。
卡尔文先生，为什么你日夜操劳着要把农民和其他中产阶级人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政党呢？
那是因为原来那些党派的政客们决不同意为你们倒退到过去。而他们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们正是我说的财阀集团的追随者和奴仆。
“我把专业人员和艺术家称作奴隶。
不然他们是其他什么？教授、牧师、编辑，人人都靠为财阀阶级服务才能保住工作，他们的服务是只能宣扬对财阀阶级无害或者赞扬的言论。
一旦他们宣扬威胁到财阀阶级的言论，他们就会失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们没有提前准备好，他们就得沦为无产阶级，不是消亡，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煽动者。
而且不要忘了，正是新闻界、教会和学校左右着社会舆论，设定了全国的思想。
至于艺术家，他们只不过是迎合了财阀阶级低级庸俗的品味罢了。
“可是话说回来，财富本身并没有实际权力，它是获取力量的途径，而力量来自政府。
今天谁控制着政府？
是那两千万务工的无产阶级吗？
连你们都会嘲笑这个说法。
还是那八百万有职位的中产阶级？
他们不比无产阶级强。
那么，谁在控制着政府？
是财阀阶级，仅仅只有二十五万工作人口的财阀阶级。
但是这二十五万人并没有控制政府，虽然他们对此有很大的贡献。
控制政府的是财阀阶级的核心首脑，它由七个强有力的小集团所组成。
不要忘了，现在这七个小集团实际上完全行动一致。
“让我说这其中一个集团——铁路集团的势力。
它雇佣了四万名律师在法庭上与人民对抗。
它向法官、银行家、编辑、牧师、大学人员、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发出了数不清的免费票。
它在各个州的首府和国家首都都有特级的游说集团，在全国所有城镇雇用了大批骗人的律师和小政客，利用他们出席总统预选，参加会议，联系陪审团，贿赂法官，用尽一切办法为它谋取利益。
“先生们，我只是把组成财阀阶级核心首脑的七个集团之一的势力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你们240亿的财富并没有带给你们25%的政府实权。
这只是个空壳子，而且这空壳子也马上就要被抢走了。
现在，财阀集团手握所有的权力。
现在它能制定法律，因为它拥有参议员、众议院、法院和州议会。
还不止这些。
有了法律，还要有执行法律的力量当后盾。
今天，财阀集团制定法律，而且为了执行法律，它还收服了警察、陆军、海军，最后还有国民军，也就是你和我，我们所有人，并对我们发号施令。”
而后没有什么讨论，这晚宴就结束了。
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垂头丧气，走时的告别声都很低。
他们好像被刚才所看到的时代幻象给吓住了。
“这情形真的很严重，”卡尔文先生对欧内斯特说，“我对你的描述方式没什么意见。
只是我不同意你关于中产阶级注定毁灭的观点。
我们会存活下来，而且我们会推翻托拉斯。”
“而且恢复你们前人的模式。”欧内斯特帮他说完。
“虽然如此，”卡尔文先生严肃地回答，“我知道这是一种破坏机器的行为，而且这很荒谬。
可是因为财阀集团的阴谋诡计，今天的生活看起来很荒谬。
无论如何，我们这种破坏机器的行为至少是实用且有可能实施的，而你的梦想却不是。
你们的社会主义梦想是......啊，只是一个梦。
我们不能跟着你。”
“我只希望你们这些人能够了解一些进化论和社会学。”欧内斯特和他握手的时候充满希望地说，“要是你们学会了，我们就会省下不少麻烦。”
埃弗哈德在这里清晰地阐明了当时所有工人遇到的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共同产品的分配中，资本家想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全部利润，而工人也想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全部利润。
分配中的争执无法协调。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存在，工人和资本家就会在共同产品的分配问题上一直争执下去。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可笑的场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已经比他们生活的时代进步了七个世纪。
在那之前几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发表过如下公开声明：“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而广泛的互惠的商品交易市场，从而使美国生产过剩的产品能够顺利地销往国外。”
当然，他在这里提到的生产过剩产品是资本主义体系中超出资本家消费能力之外的利润。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参议员马克·汉纳说：“每年美国生产出的财富比消费的价值多三分之一。”
另一位参议员昌西·迪普也说：“美国人每年创造的财富价值比他们消费的多20亿。”
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思想领袖。
19世纪的一名德国犹太人。
一个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同时代的人。
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此时距离马克思发表他的经济学发现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而在这段时期，他一直遭到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思想家和学者的蔑视。
由于他的发现，他被驱逐出了他的祖国，并最终客死英国。
目前所知的最早用来指代寡头政治的名称。
埃弗哈德对社会的划分与当时一位统计学权威卢西恩·萨尼亚尔的划分方式不谋而合。
他根据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按职业分类计算各阶层的人数，结果如下：财阀政治阶层，250,251人；中产阶级，8,429,845人；无产阶级，20,393,137人。
美孚石油和洛克菲勒——见后文注释(10)：“洛克菲勒最初是......”
直到1907年，人们仍普遍认为国家由11个集团操纵，但当五个铁路集团合并为一个大型联合铁路集团，这个数字也随之减小。这五个集团彻底合并，连它们的财务和政治同盟也合并了。
它们分别是： 1 控制着西北铁路集团的詹姆斯·J. 希尔； 2 宾夕法尼亚州铁路集团的财务经理希夫，以及费城和纽约的大银行公司； 3 在法律顾问弗里克和政治助理奥德尔的帮助下控制着大陆中部、西南及南太平洋沿岸的运输线路的哈里曼； 4 古尔德家族铁路集团； 5 被称作“洛克群岛集团”的穆尔、里德和利兹。
这些强大的寡头统治集团成员们产生于竞争之中，并走向了合并的必然道路。
说客——一种奇特的机构，用以贿赂、恫吓并腐化本应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
在埃弗哈德发表此番演说的十年前，纽约商会发表过一份报告，以下是引用部分：“铁路集团已完全控制了联盟中大多数州的立法机关。
他们掌控了美国参议员、国会议员和州长的任免权，成为了美国政府政策实际上的独裁者。”  洛克菲勒最初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依靠节俭和精明成功发展了第一个完善的托拉斯，也就是美孚石油公司。
我们不忍在下文中给出对当时历史的这一段不平凡的记录，它展示了美孚石油公司如何为了满足将盈余再投资的需要而挤垮小资本家，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瓦解。
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是当时的一名激进作家，下面引用的这段他的作品来自一份日期为1902年10月4日的《星期六晚邮报》。这是唯一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这种出版物，从外观和内容上，我们不得不断言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畅销期刊。
引文如下：“大约在十年前，一位极其权威的人士说，洛克菲勒的收入为三千万美元。
他的收入已达到石油产业中可盈利投资利润的上限。
那时，每个月都有多达两百万美元的现金收入流进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一个人的口袋。
再投资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这成了一个噩梦。
石油收入不断膨胀再膨胀，而可靠投资的数量十分有限，甚至比现在的更少。
洛克菲勒公司开始从石油跨足其他行业，但这并不是受到获得更多收益的强烈渴望的趋势。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财富的滚滚巨浪推着前行，而这财富的洪流正是被他们的垄断磁铁无可抗拒地吸引而来。
他们创立了投资探索人和审查人这样的职位。
据说，这些人员的主管的年薪高达12.5万美元。
“洛克菲勒财团涉足的第一个领域是铁路。
到1895年，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家五分之一的铁路英里数。
通过掌握主导权，他们今天拥有或者控制了什么呢？他们掌握了纽约、北部、东部和西部的所有主要铁路，除了一条他们仅占有几百万股份的铁路之外。
他们掌控了大部分以芝加哥为辐射中心的主要铁路。
他们控制了几条延伸到太平洋的铁路运输系统。
正是他们的选票使得摩根先生在竞选中更为有力，虽然他的票数还可以更多，但相较于他对他们选票的需求，他们更需要他的头脑，至少目前如此。而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是，单单铁路还无法足够迅速地吸收那强大的金钱洪流。
目前，约翰·D. 洛克菲勒每个月250万的收入已增至每个月400万、500万、600万，达到了每年7500万元。
照明用的油全都成为了利润。
收入再投资的数目正在现有每年几百万的小数目上不断增加。
“洛克菲勒财团在汽油和电力产业步入安全投资阶段后也转入其中。
现在，只要太阳一下山，大部分美国人就开始为洛克菲勒公司创收，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照明。
他们还打进了农场抵押贷款业务。
据说几年前年景好的时候，农民们可以自行还清贷款，约翰·D. 洛克菲勒为此几乎痛哭流涕。他原来以为那八百万美元足以打发这些农民，还可以收好几年利息，可那些农民们突然把他那八百万扔回他门口，还叫嚷着要一个新家。
他原本就在为他的资金找出路，为资金的利息找出路，为资金的利息的利息找出路，而这突如其来的烦恼使得这个已经消化不良的人更加难以平静......
“洛克菲勒进驻了矿山——煤矿、铁矿、铜矿和铅矿，进驻了其他产业的公司，进驻了有轨电车公司，进驻了国有的、州立的、市级的公债市场，进驻了汽船、汽艇和电信产业，进驻了地产业，进驻了摩天大楼、住宅、旅馆和商业区，进驻了人寿保险业，还进驻了银行业。
很快，几乎没有哪个行业里没有他们的资金在流动了......
“洛克菲勒银行——花旗银行——本身就是超过其他银行的美国最大的银行。
全世界就只有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比它大了。
每天的平均存款数额都超过了一亿美元，而且它控制着华尔街的短期贷款市场和股票市场。
然而它并非只有一家，花旗银行只是洛克菲勒连锁银行的总行，旗下还有纽约市另外十四家分行和信托公司，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大金融中心的其他实力雄厚且有影响力的银行。
“约翰·D. 洛克菲勒拥有市场价值四到五个亿的美孚石油公司的股票。
他在钢铁业托拉斯中有一亿美元，在西部某一个铁路系统中拥有与此相当的财富，另一个铁路系统有这个数目的一半，还有很多很多，多到会让叙述者感到疲倦。
他去年的收入大约是一亿美元——我怀疑整个罗思柴尔德家族收入总和也未必有这么多。
而且他的收入还在飞快地增加。”
第十章 漩涡
在生意人的宴会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如雷鸣般可怕的事情。我，渺小的我，一辈子在平静的大学城里安稳度日的我，发现自己和自己的私生活被卷入世界大事的旋涡之中了。
我不知道是我对欧内斯特的爱，还是因为他让我看清楚了社会的真相，使我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可我确实成了一名革命者，而且还卷进了一连串的事件中。这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危机，我的命运同时也出现了危机。
首先，我父亲被大学解雇了。
哦，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被解雇。
他是被迫辞职的，就是这样。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大不了。
事实上，父亲还很高兴。
令他十分高兴的是，他被解雇是因为他的著作《经济与教育》的出版。
他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他的理论。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证据可以证明教育正被资产阶级统治着呢？
可是，这个证据根本就没有传开。
谁也不知道他是被迫从大学辞职的。
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要是把这个消息连同他被迫辞职的原因一同传出去，肯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公愤。
报纸上对他极尽推崇之词，称赞他放弃大学里枯燥的教授生涯，为的是把全部时间放在科学研究上。
起先父亲笑了。
而后，他发火了——有益身心地发火了。
紧接着，他的书被禁止出版。
这项禁令是秘密实施的，保密到我们起先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书一出版就立刻在全国引起了一阵小规模的轰动。
父亲被资产阶级的出版社礼貌地批评了一顿，批评的口气是这样的：如此伟大的一位科学家竟然离开自己的研究领域，闯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社会学领域，并立刻迷失了方向——这真是一件憾事。
这种声音持续了一个星期，可父亲暗自发笑，说这本书触痛了资本主义的伤疤。
后来，报纸和评论杂志突然停止了任何关于这本书的报道。
而且，这本书也同样突然间从市场上消失了。
无论哪个书商那儿都没有这本书。
父亲写信给出版商，结果他们通知说，这本书的印刷板意外损坏了。
之后有一封不太令人满意的答复信件随之而来。
最后，出版商立场明确地说，他们无法再次印刷这本书，但他们愿意放弃自己对这本书的权利。
“而且，在国内你找不到另一家出版社来为你出版这本书，”欧内斯特说，“要是我是你，我就找个地方躲起来。
你只是刚刚尝到铁蹄的滋味。”
可父亲是个如假包换的科学家。
他从来不轻率地下结论。
在实验室里，一个实验如果缺少任何一个细节就不是实验了。
所以，他耐心地四处跑出版社。
他们找了许多借口，可就是没有一家出版社考虑出版这本书。
当父亲相信这书的确被禁止出版时，他试图在报纸上刊登事实真相，但没有一家报社理睬他。
在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大会上，有许多记者在场，父亲看准了这个机会。
他起身把他的书被禁止一事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第二天，他看完报纸后笑了起来，而后他生气了，那是完全对身心无益的生气。
报纸对这书只字不提，却把他的话巧妙地错误报道了出来。
他们扭曲了他的话，断章取义，使他那温和而有尺度的话语变成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叫嚣演讲。
这件事做得非常巧妙。
有一个地方，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用了一个词“社会革命”。
记者仅仅去掉了“社会”一词。
这篇报道由美联社发到全国各地，于是全国各地发出一片惊恐的呼声。
父亲被诬陷成一名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幅被广泛转载的漫画中，父亲挥着一面红旗，带领着一群留着长发，目露凶光，手持火把、尖刀和炸弹的暴徒。
新闻评论对他进行可怕的长篇谩骂，骂他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还很隐晦地指出他精神错乱。
欧内斯特对我们说，资本主义新闻界的这种行为一点都不新鲜。
他说这都很寻常，派记者出席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会议，专门扭曲篡改会上的发言，为的是吓唬中产阶级，让他们不敢与无产阶级产生任何可能的友好关系。
而且欧内斯特再三劝父亲停止斗争，并找个地方躲起来。
然而，国内的社会主义出版社承担起了这个斗争责任，于是在工人阶级的读者中传开了这本书被禁止出版的消息。
可是这个消息的传播止于工人阶级。
而后，一个名叫“呼吁理性”的大型社会主义出版社与父亲联系，安排这本书的出版。
父亲十分高兴，可欧内斯特有些焦虑。
“我告诉你，我们正站在未知世界的边缘，”他坚持道，“许多大事件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
我们能感觉到它们。
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可它们就在那儿。
它们使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动摇了。
不要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从这场社会变革中，某种东西将要成型。
现在它正在成型。
这本书被禁促进了它的形成。
已经有多少书被禁了？
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们在暗处。
我们没法了解。
接下来，当心社会主义报社和出版社也将被禁。
我恐怕这就要发生了。
我们就要被扼杀了。”
欧内斯特对局势的掌控比其他社会主义人士更为敏锐，没过两天，第一个打击就来了。
《呼吁理性》是一份周报，它在无产阶级中的发行量通常为75万份。
而且，它还经常推出两百万到五百万份的特刊。
这大量的刊物是由团结在《呼吁》周围的小工人们自愿出钱印刷并销售的。
这第一次打击就是针对这些特刊的，而且这是致命一击。
由于邮局的一项专制法令，这种特刊被认定为非正规发行的刊物，所以不准邮寄。
一周后，邮政部判定这份报纸具有煽动性，因此完全禁止邮寄此刊物。
这是对社会主义宣传的一次严重打击。
《呼吁》拼命寻求出路。
它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快递公司把刊物送到订阅者手里，可快递公司拒绝接手此事。
这便是《呼吁》的末日。
可这还没完。
它准备继续出版书籍。
父亲的书装订好了两万册，还有更多的正在印刷。
之后的一天晚上，一群暴徒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挥舞着美国国旗，唱着爱国歌曲，纵火烧掉了《呼吁》的印刷车间，将它完全毁掉了。
现在，堪萨斯州的吉拉德是一个安静而平和的小镇。
那里从没有过任何工人问题。
《呼吁》支付工会规定的工资，事实上，它是这个镇的支柱，它给了几百个男男女女工作的机会。
这些暴徒不是吉拉德的市民。
这些暴徒显然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完成任务后又回到了地下。
欧内斯特看到了这件事中最危险的意义。
“美国的黑帮分子正在组织起来，”他说，“这只是个开始。
以后还会更多。
铁蹄开始大胆行动了。”
父亲的书就这样消失了。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看到了许多黑帮的行为。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更多的社会主义报纸被禁止邮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破坏社会主义出版社的是黑帮。
当然，国内的报纸执行的是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所以那些被摧毁的社会主义出版社被扭曲诽谤，而黑帮却被称作社会上真正的爱国者和救世主。
所有这些扭曲的言论都很有说服力，就连讲台上真诚的牧师都称赞黑帮，但他们同时会对不得不诉诸暴力表示谴责。
历史飞速地前进。
秋季的竞选很快就要开始了，欧内斯特被社会党人提名参选国会议员。
他当选的机会最大。
旧金山的电车罢工事件被遏制了。
此后，马车夫的罢工也平息了。
对有组织的工人而言，这两次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整个码头工人同盟和他们的建筑业同盟都支持这些马车夫，而他们都不光彩地被打败了。
这是一次血腥的罢工。
警察用警棍打破了无数人的脑袋，而马斯登专运公司仓库前面的机枪向罢工的工人们扫射，增加了死亡的人数。
结果是，工人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他们想要血债血偿。
他们在自己的领域被击败，于是他们准备好用政治行动的途径寻求报复。
他们仍旧保留着他们的工人组织，为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斗争增加力量。
欧内斯特赢得选举的机会越来越大了。
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社会党人得到越来越多组织的投票支持，连殡仪业助理和选鸡工人都为他投票，欧内斯特都忍不住笑了。
工人们变得更加强大了。
他们热情如火，把社会主义大会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而对那些老牌政党的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
那些老牌政党的演说家通常都会面对空空的会场，尽管偶尔他们的会场也会座无虚席，可他们在会上受到十分粗鲁的对待，以至于不止一次需要准备警察来维持秩序。
历史飞速地前进。
空气都因为那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而震颤。
国家正处在经济不景气的边缘，这都是由那些繁荣年代造成的。在此期间，向国外销售剩余商品变得越来越难。
工厂工作时间缩短，许多大工厂也停产了，等着把剩余产品处理掉，而工资也一次又一次地减少。
此外，大型的机械师罢工也失败了。
二十万机械师，加上他们五十万金属制造业的同盟军，在美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流血罢工中被打败了。
他们与雇主协会的小部分武装罢工破坏者有过几次激战，黑帮也在全国几十个分散的地区出现并毁坏财物，因此，美国出动十万正规军武力镇压了整个事件。
许多劳工领袖被处以了死刑，许多其余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还有成千上万的罢工者被关进了牛棚，受到士兵的虐待。
当年的繁华现在付出了代价。
所有的市场都堆满存货，所有的市场都在衰败，在一片大降价中，降得最快的是劳动力的价值。
劳资纠纷轰动了全国。
这儿，那儿，到处都是工人罢工。如果哪儿没有罢工，肯定是刚刚被资本家打压过。
报纸上充斥着暴力和流血事件的报道。
所有的一切都有黑帮分子从中作祟。
暴动、纵火、恣意毁坏财物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也干得不赖。
黑帮在各地的所作所为使正规军全部出动了。
所有的城镇都像军营一样，工人像狗一样被射杀。
资本家从大量失业人员中征召罢工破坏者。
当罢工破坏者们被工会打垮，军队总是会出现并打垮工会。
而且，还有国民军。
然而，此时还没有必要动用那个秘密的国民军法案。
只需要正规的国民军出动，到处都已是他们的身影。
在这个恐怖时期，政府又增加了十万正规军。
工人们还从未受过如此全面的打击。
工业巨头，寡头政治家们第一次把他们全部的力量都放在挣扎着的雇主协会所造成的缺口上。
这些协会实际属于中产阶级，由于现在经济不景气，市场濒临崩溃，而且他们又受到工业巨头的帮助，所以他们给予了这些有组织的工人们决定性的沉重打击。
这是一个权力主导的联盟，但这是狮子和羔羊的联盟，中产阶级马上就会明白。
工人们嗜血而愤怒，可还是被打败了。
可是这次失败并没有结束危机。
作为寡头政治最主要力量之一的银行继续召集信用贷款。
华尔街集团把股票市场变成一个漩涡，全国所有的股票都跌得一文不值。
在这次大动乱中，寡头政府初现其形，泰然自若、漠不关心，而且有恃无恐。
它那平静和确信的态度让人胆寒。
它不仅倾尽自己的强大力量，甚至连美国国库的财力都被拿出来，用以实施其计划。
工业巨头已经转头瞄准了中产阶级。
曾经帮助工业巨头们分裂摧毁工人阶级的雇主协会们，这会儿正被曾经的同盟分裂摧毁。
中产阶级人士、小生意人和小制造商被打垮了，托拉斯站稳了脚跟。
不，托拉斯不仅仅是站稳了脚跟。
它们还很活跃。
它们兴风作浪，不停地兴风作浪，因为只有它们知道怎样从这旋风中获取利益。
那么多的利益！暴利！
它们本身足够强大，经得住它们自己掀起的这场风暴。他们还拼命趁火打劫，抢夺漂浮在它们周围的残骸。
物价的暴跌简直难以想象，惨不忍睹，可托拉斯的收入大大增加，甚至还将它们的企业扩展到许多新的领域——而且总是以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
就这样，1912年的夏天见证了中产阶级遭受的真正致命一击。
这一行动如此迅速，就连欧内斯特都感到震惊。
他怀着不祥的预感摇着头，无望地等待秋季的选举。
“这没用，”他说，“我们被打败了。
铁蹄就在这儿。
我曾希望用票选取得和平的胜利。
我错了。
威克森是对的。
我们仅剩的一点自由也要被夺走了，铁蹄会踩在我们的脸上。工人阶级没有别的出路了，只有流血革命。
我们当然会赢，可我一想到它就会忍不住发抖。”
从那时候起，欧内斯特把他的信念寄托在革命上了。
在这点上，他比他的党派要先进。
他的社会主义同仁们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仍然坚持可以通过选举取得胜利。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知所措。
他们对此太过冷静和勇敢了。
他们只是还不敢相信罢了，这就是事实。
欧内斯特无法让他们真正对即将来临的寡头政治感到恐惧。
他的话虽然稍稍动摇了他们，可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力量了。
在他们的社会进化理论中没有寡头政治的一席之地，所以寡头政治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会把你送到国会去，这样就行了。”在我们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们告诉他。
“当他们把我从国会里赶出来，”欧内斯特冷冷地回答，“把我按在墙上，打得我脑浆四溢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会起义。”十几个声音立刻回答。
“那个时候你们将血流成河，”他反驳，“我早就听过中产阶级的这种论调，可现在，他们的力量在哪里？”
这些黑帮都是由俄国革命中残留的独裁者组织起来的暴力反动分子。
这些反动组织袭击革命团体，并且，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聚众闹事、破坏财物，为反动政府出兵镇压提供借口。
在这个资本主义政体之下，这样的经济萧条时期既荒谬可笑，又不可避免。
繁荣总是会带来灾祸。
当然，这就是源于过量堆积的未用尽的利润。
罢工破坏者——除了名字之外，他们的目标、行动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资本家的私人军队。
他们组织完善、全副武装，时刻准备着乘坐特别安排的火车前往国家的任何一处，只要那里有工人罢工，或是有工人被雇主关在门外。
只有在那个奇特的时代才可以看到这种奇特的景观：法利——一个臭名昭著的罢工破坏者头目于1906年乘坐专门安排的火车横跨美国，从纽约前往旧金山。他带领着两千五百人，全副武装地去镇压旧金山电车工人的罢工运动。
这种行为是对这片国土上的法律的直接践踏。
事实上，这次行动，以及千百次类似的行动都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这表明，法律已经完全沦为财阀政治的玩物。
牛棚——在19世纪下半叶爱达荷州的一次矿工罢工运动中，许多罢工者被军队囚禁在一个牛棚中。
这种行为和这个名词直到20世纪仍在沿用。
只有这个名称来自俄国，意思却不是。
黑帮是资产阶级特务的一种产物，他们兴起于19世纪的工人斗争中。
这一点毫无疑问。
能称为当时权威的美国劳动局长卡罗尔·D. 赖特得为这种说法负责。
在他名为《劳工战役》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历史上一些大的罢工中，雇主们自己挑起了暴力行为”。生产商们有意挑起罢工，以摆脱剩余的存货。
在铁路罢工运动中，雇主的特务们烧毁运货车厢，为的就是扩大混乱局面。
黑帮正是从这些雇佣特务中发展起来的。后来，也正是他们，成为了寡头政治的可怕武器——间谍。
华尔街——过去纽约的一条街，那里坐落着证券交易所。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组织允许人们在此秘密操控国家所有的产业。
第十一章 大冒险
威克森并没有派人找过父亲。
他们碰巧在前往旧金山的渡船上相遇，所以他给父亲的忠告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
要是他们没有巧遇，也就不会有什么忠告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父亲是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移民的后裔，祖先们勇敢的血液主宰着他。
“欧内斯特是对的。”他一回到家就告诉我说，“欧内斯特是一个出色的年轻人，我宁愿你嫁给他，也不愿你嫁给洛克菲勒本人或者英国国王。”
“怎么了？”我警觉地问。
“寡头政权就要踩到我们脸上了——你和我的脸上。
威克森告诉我的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于一个寡头政治的统治者来说，他算是很客气了。
他主动提出可以帮我恢复在大学里的职位。
你怎么看？他，威克森，一个只知道捞钱的卑鄙小人，竟然有权决定我能不能在州立大学教书的问题。
可这还不算什么，他还有更好的建议——他提议让我去筹划中的那所大型的自然科学院当院长。你知道，寡头政权总得把它的剩余产品处理掉。
‘你记得我对你女儿爱上的那个社会主义者说过的话吗？'他说，‘我告诉他，我们会在踩在工人阶级的脸上。
而且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至于你，我非常尊敬你这样一位科学家。但如果你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搭在一起——那么，你就好自为之吧，就这样。'
然后，他就转身走了。”
当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欧内斯特时，他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把你们计划的婚期提前了。”
我没能立刻理解他的推理，可我很快就明白了。
当时正是西拉纺织厂发放季度分红的时候——或者不如说是应该发放红利的时候，因为父亲没有收到他的那一份。
等了几天后，父亲给董事会的秘书写了一封信。
信马上就有了回复，他们说账本上没有信息表明父亲拥有任何股份，还礼貌地要求父亲提供更明确的信息。
“我会让它足够明确的，这该死的家伙。”父亲说完，就去他的银行保险箱里取那份股票了。
“欧内斯特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回到家后，我帮他脱外套时，他说，“我重复一遍，我的女儿，你的那个年轻人非常了不起。”
我已经知道，一旦他用这种方式夸奖欧内斯特，肯定是发生了什么灾难。
“他们已经踩在我的脸上了，”父亲解释着，“根本就没有什么股票。
那箱子是空的。
你得尽快和欧内斯特结婚。”
父亲坚持要用实验室的方法。
他把西拉纺织厂告上了法庭，可他无法向法庭出示西拉纺织厂的账本。
控制法庭的不是他，而是西拉纺织厂。
这就说明了一切。
他被法律彻底击败，而那明目张胆的抢夺行为一如既往。
现在回想起当时父亲被打垮的情形，几乎让我觉得可笑。
他在旧金山街头巧遇威克森先生，并对他说他就是一个该死的流氓。
而后，父亲就因袭击未遂而被逮捕，在警察局里罚了款，并被责令不再扰乱治安。
这一切都太荒唐了，连他自己回到家后都忍不住想笑。
可当地报纸上却掀起了好一阵骚动呢！
有一种严肃的论调说，所有信仰社会主义的人都受到了暴力病菌的感染。父亲长久以来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现在却被当成暴力病菌横行的实例。
此外，不止一家报社宣称，紧张的科学研究工作使父亲变得神智不清，建议把他关进州立疯人院。
这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而父亲很聪明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从主教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而且学得很好。
无论别人对他怎样不公，他都保持沉默，我认为这确实让他的敌人们吃了一惊。
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出了点问题。
抵押到期了，赎买权被取消，我们不得不放弃了产权。
当然，根本没有什么抵押，从来没有过任何抵押。
我们当时完全买下了这块地，而房子的钱在建造时就已经付清了。
房屋和地皮的账都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纠纷。
可是却出现了一份抵押合同，这份合同的订立合理合法，而且双方都签了字，还有一份几年来付利息的记录。
父亲没有反抗。
就像他的钱被抢走一样，现在连他的房子都被抢走了。
而且他孤立无援。
社会机器控制在想要摧毁他的人手里。
他的内心里是一个哲学家，他甚至不再生气了。
“我注定要被打垮，”他对我说，“但这不是说我不应该努力一把，让自己不要粉身碎骨。
我这一把老骨头不结实了，而且我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
上帝知道，我可不想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
这让我想起了莫尔豪斯主教，我很久都没有写到他了。
可是先让我讲讲我的婚姻。
但我知道，在发生种种变故之后，我的婚姻便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只是提一下而已。
“现在，我们真的要成为无产阶级了，”当我们被从家里赶出来时，父亲说，“我经常羡慕你的那位小伙子，羡慕他对无产阶级的真正了解。
现在，我要亲眼观察，亲自体会了。”
父亲的身体里肯定强有力地流着冒险的血液。
他把我们这一场不幸的遭遇当作一次冒险。
他不生气，也不痛苦。
他太豁达简单，因此不会心怀仇恨。而且他过度沉溺于精神世界中，所以对我们失去的物质享受毫无眷恋。
所以，当我们搬到旧金山市场街南侧贫民窟里的四间破屋中时，他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和热情，还有清晰的观察和非凡头脑所拥有的领悟力，开始了这场冒险。
事实上，他的思想从没有生锈过。
他从来没有对事物的价值看走眼。
传统或习惯的价值对他而言一文不值。
他承认的价值只有数学和科学事实。
我父亲是个伟大的人。
他拥有伟人才有的思想和灵魂。
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欧内斯特更加伟大，虽然欧内斯特是我知道的最伟大的人。
这次生活的变化甚至让我都感到了些许轻松。
就算没有别的什么原因，至少我逃离了大学城里那些有组织地排挤我们的人。自从初期寡头政治被我们惹恼后，这样的排挤越来越多。
这个变动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次冒险，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因为这是爱的冒险。
命运的变化使我的婚期提前了，这样，在搬进旧金山贫民窟贝尔街的那四间屋子之时，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了。
唯一没变的是：我能让欧内斯特高兴。
我走进他那暴风骤雨般的生活，不是作为干扰他的新势力，而是使他获得平静和安宁的力量。
我让他得以休憩。
这就是我的爱给他的回报。
这就绝对证明了，我们没有失败。
让他那可怜而疲倦的眼中多出一丝遗忘或喜悦的光芒——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开心的呢？
那双可爱而疲倦的眼睛。
他拼命工作着，极少会有人这样辛苦地工作，而且他这一辈子的辛劳都是为了别人。
这就是他男子气概的体现。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个爱人。
他有着奋斗不息的精神、角斗士的体魄和雄鹰般的志向，待我却像诗人一般温文尔雅。
他是一个诗人。
本质上是一个歌手。
他一辈子都唱着那首人类之歌。
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人类的爱，他是为了人类而付出生命，并被钉上了十字架。
而且，他做这一切能并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什么回报。
在他对事物的概念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
他的内心几乎燃烧着不灭的火焰，却拒绝了自己的永恒——这就是他的矛盾之处。
他的内心如此温暖，却被冰冷而又令人生畏的哲学和唯物主义一元论所控制。
我过去经常反驳他，告诉他我用他灵魂的翅膀来衡量他的不朽，还说我必须永远活下去，千秋万世，这样才能完全地衡量出来。
说到这里，他就会笑起来，用臂膀搂住我，说我是他可爱的形而上学者。他眼里的疲倦会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即涌入幸福的爱的光芒，这光芒本身就是他永恒的一种新的而又充分的证明。
此外，他还经常说我是他的二元论者，他也会解释康德如何用纯粹的理论来否定理论，从而膜拜上帝。
他还用这件事类比，说我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当我承认了错误，却又反驳说自己的行为非常合理时，他只是把我抱得更紧，放声大笑，大概只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人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
我习惯于否认遗传和环境可以解释他的创造力和天赋，就像科学那冰冷的摸索的手无法捕捉、分析和分辨潜藏在生命本身之中的难以捉摸的本质。
我认为空间是上帝的一种幻化，而灵魂是上帝性格的投影。当他把我称为他可爱的形而上学者时，我就称他为我永恒的唯物主义者。
就这样，我们相爱着，非常幸福。我原谅了他的唯物主义，因为他在这世界上做着伟大的工作，从不为自己着想，还因为他那十分谦虚的性格，这让他并不因为自己从事着伟大的工作而骄傲自大。
可他也有自己的骄傲。
他既然是一只雄鹰，怎么会没有傲人之处呢？
他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渺小又平凡的人，认为自己就是上帝要比身为上帝本人的感觉更为美妙。他就是这样赞美自己必死的命运。
他喜欢引用一首诗里面的一段话。
他没有看过全诗，他也曾想找出作者是谁，却是白费功夫。
我把这段诗抄录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而且因为这段诗涵盖了他心灵中的矛盾之处，还有他对自己心灵的见解。
因为要是一个人怀着激动、热情、兴奋的感觉诵读了下面这段诗，他怎么可能丝毫不为之所动，仍旧是一个漂泊不定的生命，一个渐渐消亡的躯壳？
诗文如下：
“欢乐接着欢乐，胜利连着胜利
那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高声赞扬我那无尽的岁月
回响于世界的边缘。
我虽然身受万死，
直到时间的尽头，
我饮尽属于我的这杯幸福，
在每一时，每一处——
“骄傲的泡沫，权力的芬芳，
女人的甜美！
我双膝跪地，喝干余酒，
因为——哦，这酒真醇美；
我为生命干杯，为死亡干杯，
我的唇齿诵唱着赞歌，
因为在我死后，另一个‘我'会接过酒杯。
“被你从伊甸园逐出的那个人
是我，我的主啊，是我，
等到天崩地裂，海枯石烂那一天
我依然会在那里；
因为这是我的世界，我美丽的世界，
我最爱的愁楚的世界，
从新生儿的第一声微弱啼哭
到女人临盆的痛苦。
“孕育着尚未降临的生命的脉搏，
却在全世界的欲望下饱受折磨，
我那汹涌狂野的年轻血液
会将地狱之火熄灭。
我是一个人，人，人，从刺痛的肉体
一直到我墓地中的尘埃，
从孕育着胚胎的子宫中的黑暗
一直到我赤裸的灵魂闪烁的光辉。
骨头是我的骨头，血肉是我的血肉
整个世界的人听从我的指挥，
在伊甸园里被诅咒的人未满足的欲求
将会尽情地摧残这大地。
万能的上帝啊，当我喝干了这
闪耀着彩虹的生命之杯，
永恒黑夜的悲惨境况
都比不上我梦境的漫长。
“被你从伊甸园逐出的那个人
是我，我的主啊，是我，
等到天崩地裂，海枯石烂的那一天
我依然会在那里；
因为这是我的世界，我美丽的世界，
我最爱的愉悦的世界，
从北冰洋流上最明亮的光芒
到我自己的爱之夜的薄暮。”
欧内斯特总是过度地工作着。
他那结实的体格坚持得住，可即使这样，他的眼里还是流露出疲倦的神情。
他那可爱又疲倦的双眼！
他每天最多睡四个半小时，可他还是来不及做完他想要做的事。
他从没有停下他作为一个宣传者的活动，并总是提前很久就安排好了给工人们演讲的时间。
此外还有竞选的事。
单在这件事上，他就做了一个人能做的所有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出版社被查封，他那微薄的稿酬也没有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因为除了一大堆工作以外，他还得赚钱养活自己。
他为几家杂志社翻译大量的科学和哲学文献。紧张的竞选工作已让他身心俱疲，而深夜回到家之后，他还要努力翻译，一直做到天亮。
除此之外，他还要看书学习。
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坚持学习，他读过很多书。
然而，他还是挤得出时间来爱我，让我开心。
可是只有当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他的生活时才能做到。
我学会了速记和打字，成为他的秘书。
他坚持认为我成功地分担了他一半的工作，而我就这样培养自己，从而了解他的工作。
我们有了共同的兴趣，一起工作，一起玩耍。
这样，我们就可以忙里偷闲地甜蜜一下——一个字、一次爱抚，或是含情脉脉的目光交错。正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偷来的，所以显得更加甜蜜。
因为我们生活在高处，那里的空气清新爽朗。在那里，我们为全人类而辛苦工作；在那里，卑鄙和自私无法入侵。
我们热爱着爱情，而且我们的爱始终是最美好的。
有一点始终没变：我没有失败。
我让他得到休息——为别人努力工作的他，我亲爱的、眼含倦意的凡人。
发现新大陆之后，载着移民们前往美洲的第一批船只中的一艘。
这些最初移民者的后裔一度非常推崇自己的家系，但后来，他们的血统广泛散布，几乎每一个美国人身体里都流淌着他们的血液。
第十二章 主教
结婚之后，我才碰巧遇见了莫尔豪斯主教。
但我必须按照适当的先后顺序交代这些事。
在I.P.H.会议上爆发以后，这位性情温和的主教对施加在他身上的友善的压力作出了让步，并出去度了一个假。
可当他回来后，他传教的决心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他的第一次传教与他在大会之前的演讲几乎一模一样，这让他的教众们惊慌失措。
他再次用悲哀的事实详尽地说明教会已经背离了主的教诲，对钱财的贪欲已经代替了基督。
结果，不管他愿意与否，他被送进了一所私人的精神病院。与此同时，报纸以悲伤的论调报道着他的精神失常和他大慈大悲的性格。
他在精神病院受到囚犯一样的待遇。
我多次前去探望，那里的人都不许我见他。
社会的蛮横意志摧残了一个健全、正常而纯洁的人，这个悲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因为主教心智健全，心灵纯洁高尚。
正如欧内斯特所说，主教错在他对生物学和社会学有着错误的想法，也是因为他的想法错误，所以他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修正社会上的问题。
令我害怕的是，主教孤立无援。
如果他执着于他所见到的事实，他注定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钱、地位、修养都救不了他。
他的见解对社会是有危害的，而社会不可能认为这种有害的观点会来自一个神志正常的头脑。
或者说，起码我认为社会就是这种态度。
但这位性情温和、思想纯洁的主教也有狡猾的一面。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很危险。
他察觉到自己陷入了一张网，为此他试图寻找出路。
得不到像父亲、欧内斯特和我那样的朋友的帮助，他只能孤军奋战。
在精神病院那段被迫的孤单生活里，他恢复了健康。
他的精神又正常了。
他的眼里不再看到幻象，他脑子里认为社会的责任就是供养主的子民的想法也不见了。
我说过，他康复了，完全康复，报纸和教会的人都热烈地欢迎他的归来。
我去了他的教堂一次。
他的布道与他早在看见幻象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
我非常失望，也十分震惊。
难道是社会迫使他屈服了吗？
难道他是个懦夫吗？
难道他被威胁后便抛弃了自己的立场？
或者那些折磨让他不堪重负，因此他逆来顺受，对这现有的秩序低头了吗？
我去他那漂亮的房子拜访他。
他变了，看起来很凄惨。
他瘦了，脸上布满了我之前从没见过的皱纹。
我的到访明显使他非常痛苦。
我们交谈时，他总是紧张地扯自己的衣袖，双眼不安地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东张西望，不愿与我的眼神交流。
他似乎心事重重，说话的时候常常会奇怪地停下来，忽然换成另一个话题，而且说话也是上句不接下句，令人十分不解。
难道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眼神清澈透明、目光像他的灵魂般沉着安详、为人泰然自若、像基督一样的人吗？
他受到了虐待，并在压迫下屈服了。
他本性太过温和。
他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对抗社会上有组织的狼群。
我很难过，说不出地难过。
他说话总是含糊不清，担心我提起那件事，而我也不忍心再追问他了。
他恍恍惚惚地说了他的病情，我们又东拉西扯地谈着教会和教会内的变化，以及那些微不足道的善事。见我要离开时，他明显是一副要解脱的神情。要不是我心中忍着满腔热泪，我一定会笑出来。
这可怜而渺小的英雄！
要是我知道真相，那该多好！
他像巨人一样在战斗，可我当时并没有猜到。
一个人，独自一人，身处几百万同事之中，他独自斗争着。
对精神病院的恐惧和对真理与事实的忠诚在他心里挣扎着，他牢牢地抓住了真理和事实不放。但他是如此孤单，以至于连我都不敢信任了。
他受够了教训——实在足够了。
但是我很快知道了真相。
有一天，主教失踪了。
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要出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没有出现。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他一时精神错乱自杀了。
可这种说法不久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人们发现他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他在城里的宅邸、门洛帕克的别墅、他的画和藏品，甚至连他心爱的藏书都卖掉了。
很明显，他在失踪之前已经悄悄地把一切都处理妥当了。
这事刚好就发生在我们因自己遭遇的不幸变故而焦头烂额的时候。
直到在新家安顿下来之后，我们才真正有机会怀疑并分析主教的行为。
接着，所有事突然都清楚了。
有一天傍晚，暮色还未褪尽，我穿过街道走进肉铺，准备买一些排骨给欧内斯特做晚餐。
在这个新的环境里，我们把一天中的最后一餐称作“晚餐”。
就在我走出肉铺的一瞬间，从旁边那家食品店里走出来一个人。
一种奇怪的熟悉感让我又看了他一眼。
可是那个男人已经转过了身，快步离去。
那肩膀的倾斜度与露在上衣领子和宽边帽之间的银发勾起了我模糊的记忆。
我并未穿过街道，而是急忙跟上了那个人。
我加快了步伐，想抛开脑中那些不请自来的想法。
不，这不可能。
不可能——他不可能穿着那种褪了色的工作裤，裤腿太长，臀部也磨破了。
我停下来，嘲笑着自己的想法，几乎不想追了。
可这熟悉的肩膀和银发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又急忙追了上去。
当我赶上他时，我对着他的脸仔细地瞅了一下，然后我突然转过身，和他打了个照面——正是主教。
他也同样突然停下脚步，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右手上的一只大纸袋落在了人行道上。
袋子破了，许多马铃薯掉了出来，在我们俩的脚边跳动旋转。
他诧异又惊恐地望着我，然后似乎泄了气，沮丧地垂下肩膀，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伸出手。
他握了一下，可他的手又湿又冷。
他窘迫地清了清嗓子，我看到他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他显然被吓了一大跳。
“马铃薯，”他有气无力地说，“它们很贵。”
我们一起把马铃薯捡起来，重新放回破袋子里面。这时，他很小心地把袋子搂在臂弯中。
我想告诉他我非常高兴见到他，还想让他一定要跟我回家。
“父亲看到您会很高兴的。”我说，“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近。”
“不行，”他说，“我必须得走了。
再见。”
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似乎怕被别人发现，然后想要继续往前走。
“告诉我你住在哪里，我以后会去拜访的。”他说。他看见我跟在旁边，知道我发现他之后就不会放过他。
“不，”我坚决地回答，“你必须现在就去。”
他看着搂在臂弯里快要散落的马铃薯，又看看另一只胳膊抱着的小包裹。
“真的，这不可能，”他说，“原谅我的无礼。
要是你知道我的事，就不会奇怪了。”
他看上去快要崩溃了，可是一下子，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还有这些食物，”他接着说，“那真是个悲剧。
太可怕了。
她是个老妇人。
我必须马上把食物给她。
她没有吃的，正在挨饿。
我必须马上去。
你知道的。
然后我再回来。
我保证。”
“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主动说，“远吗？”
他又叹了一口气，让步了。
“只有两条街，”他说，“我们赶紧去吧。”
通过主教的指引，我了解了关于自己家这一带的一些状况。
我从没有想象过，这一带居然会存在这样的悲惨和痛苦。
当然，这是因为我过去不关心慈善事业。
我渐渐相信欧内斯特是对的，他曾嘲笑慈善是在烂疮上贴膏药。
他的办法就是把烂肉割掉——把产品还给工人，向对士兵那样给那些辛苦了一辈子的光荣的老工人发养老金，这样一来根本就不需要慈善。
怀着这种信念，我和他一起为革命艰苦工作，为减轻由制度的不公不断引发的社会弊病不遗余力。
我跟着主教进了一个小房间，十尺宽，十二尺长，在一幢不靠街的出租房里。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位瘦小的德国老妇人，主教说她64岁了。
她看到我时很惊讶，却还是亲切地和我点头打招呼，然后继续缝着她膝盖上的一条男式裤子。
她旁边的地板上还有一堆裤子。
主教发现室内没有煤也没有引火柴，便出去买了。
我拿起一条裤子，观察她的工作。
“六分钱，女士。”她说着，一边轻轻点着头，一边继续缝补。
她缝得很慢，但从不停下手。
她似乎被“缝补”这个动词控制了。
“所有这些工作？”我问，“他们就只给六分钱？
你缝这些要多长时间？”
“是的，”她回答，“他们就给这么多。
六分钱缝补完。
每条裤子要缝两个小时。”
“可老板不知道这些，”她赶忙补了一句，显出害怕给老板添麻烦的神情，“我动作慢。
我的手有风湿病。
姑娘们干得可就快多了。
她们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做完了。
老板人很好。
他让我把工作带回家做，因为我老了，机器的嘈杂声让我头疼。
要不是他的慈悲，我就要挨饿了。
“是的，那些在商店里干活的可以挣八分钱。
可你能怎么办？年轻人都没有足够的工作。
老年人根本没有机会。
我经常只能分到一条裤子。
有时候，就像今天，老板给我八条裤子，让我在晚上之前缝补好。”
我问她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她说这要看季节了。
“夏天，订单很急的时候，我从早上五点工作到晚上九点。
可是冬天太冷了。
手冻僵了就不容易恢复。
那时就得等一会儿再做，有时候一直要做到后半夜。
“是的，这个夏天糟透了。
市场不景气。
上帝一定是生气了。
一个星期以来，这还是老板第一次给我活做。
没活干就没有饭吃，这是真的。
我习惯了。
我一生都在做针线活，在我的祖国和在旧金山都是这样——三十三年了。
“只要你确实交得起房租就好。
房东人很好，可他必须收租金啊。
这很公平。
这房子他只收三块钱。
这很便宜。
但让你每个月都挣满三块钱可不是容易的事。”
她不再说话，点了点头，继续缝补下去。
“你必须精打细算地花你挣来的钱。”我建议说。
她重重地点点头。
“付完房租后就不那么惨了。
当然，你买不起肉。
咖啡里也没有牛奶。
可一天总能吃上一顿饭，常常还能吃两顿。”
她自豪地说出最后那句话。
她的话中带着一种成功的意味。
但是，在她静静地继续缝补裤子的时候，我发现她那愉快的眼神里带着伤感，嘴角也微微下垂。
她的眼神变得恍惚起来。
她赶忙擦去眼中的模糊，这会干扰她的缝补活计。
“不，让人心痛的并不是饥饿，”她解释道，“你饿多了就习惯了。
我哭是因为我的孩子。
她被机器弄死了。
她真的很辛苦地工作，可是我不明白。
她很健壮。
而且她很年轻，才四十岁，她才工作了三十年。
她工作得很早，这是真的，可我丈夫死得早。
工厂里的锅炉爆炸了。
而我们能怎么办？
她才十岁，但已经很壮了。
可是机器杀死了她。
是的，杀死了她。
它杀了她，尽管她是厂里最麻利的工人。
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我知道。
这就是我不能在厂里工作的原因。
机器声让我头疼。
我经常听到机器说：‘我杀了她，我杀了她。'而且整天都在说。
所以我就想到我女儿，然后就没法工作了。”
那双衰老的眼睛又湿润了，她不得不擦掉眼泪才能继续缝补。
我听到主教跌跌撞撞地爬上楼梯，我打开了门。
他的样子真是奇观。
他背上背着半袋煤，顶上是引火柴。
他脸上沾了一些煤灰，用力后的汗水一道道流了下来。
他把背上的货物放在火炉边的墙角里，拿一条粗糙的大花手帕擦脸。
我几乎无法接受自己感觉的判断。
这位主教，黑得像扛煤工人，穿着一件工人穿的廉价棉质衬衫（领口上的纽扣缺了一颗）和工作裤！最不相称的就是这条工作裤——臀部磨损了，而且长得拖到脚跟，胯部像工人那样束着一条窄窄的皮质腰带。
主教虽然很暖和，但老妇人那两只可怜而浮肿的手早已冻僵了。我们离开前，主教生了把火，而我把马铃薯削皮后放到锅里煮。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慢慢了解到，在我们那一带可怕的出租房的深处隐藏着许多状况与她相似的人，而且有很多人比她更为凄惨。
我们回到家，发现欧内斯特因为我久久不回家而非常着急。
惊诧地相互问候之后，主教往后靠在椅背上，伸开穿着工作裤的双腿，真正舒舒服服地叹了口气。
他告诉我们，自从他出走以来，我们是他遇到的第一对老朋友。在之前的几周里，孤独一定使他非常难受。
他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虽然他说得更多的是他根据主的指示做事后感到的喜悦。
“正是这样，”他说，“我正在供养他的子民。
而且我学到了伟大的一课。
肚子都填不饱的灵魂是无法解救的。
主的子民有了牛奶、面包、马铃薯和肉才能被喂饱。喂饱他们后，而且必须在喂饱后，他们的精神才能接受更精致的营养品。”
他痛快地吃着我做的晚餐。
在过去，他在我们的餐桌上从没有过这么好的胃口。
我们说起这一点，他说他一生中还没有如此健康过。
“我现在总是走路。”他说。想到坐在马车上的日子时，他就会一阵脸红，好像这是一种无法饶恕的罪过似的。
“因为这样，我的身体更好了，”他连忙加了一句，“而且我很快乐——真的，非常快乐。
我终于成了一个奉献的灵魂。”
然而，他脸上始终带着无法抹去的伤痛，那是他现在自己承担起的全世界的痛苦。
他在观察原始的人生，这种人生与他在自己图书馆的藏书中看到的截然不同。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年轻人。”他坦率地对欧内斯特说。
欧内斯特尴尬而窘迫。
“我——我警告过你的。”他结巴地说。“不，你误会了，”主教回答，“我说这话不是责怪你，而是要感激你。
我要感激你给我指明了出路。
你把我从生活的理论带向了生活本身。
你揭开了社会上种种虚假的面纱。
你是我黑暗中的明灯，而现在，我自己也看到了光明。
所以我十分快乐，只是......”他痛苦地踌躇着，眼里的恐惧越来越深。“只是有那些压迫。
我没有伤害过谁。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但那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这种迫害的本质。
要是他们用绳索把我的身体切碎，把我绑在柱子上烧死，或者把我倒吊着钉在十字架上，这我都无所谓。
可是那精神病院把我吓坏了。
想想看！
想想我——居然被关进了精神病人的收容所！
真是可恨。
我在疗养院见过几个病人。
他们凶神恶煞。
我一想到他们就浑身发冷。
下半辈子都被关在这种鬼哭狼嚎的疯狂环境里！不！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真是可怜。
他两手颤抖，全身哆嗦，被他自己想起的场景吓得畏畏缩缩。
可是下一刻，他就冷静下来了。
“原谅我，”他简单地说，“这都是我脆弱的神经在作怪。
要是主让我去那里工作的话，我就要去那里。
我还能向谁抱怨呢？”
看着他的时候，我很想大声地呼喊：“伟大的主教啊！哦，英雄！上帝的英雄！”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我们听到了更多他的所做所为。
“我卖了我的房子——应该说是我的几处房子，”他说，“还有我其他所有的财产。
我知道我必须秘密地进行，不然他们就会拿走我的一切。
那就太可怕了。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惊讶二三十万元可以买如此之多的马铃薯、面包、肉、煤或是引火柴。”他转向欧内斯特。
“你是对的，年轻人。
劳动人民所得的报酬实在太低了。
我这辈子从没干过一点儿活，除了用好听的话去取悦那些伪善者，而我却自以为在传教。即便如此，我还值五十万。
我从不知道五十万意味着什么，直到我意识到这些钱能买到多少马铃薯、面包、黄油和肉。
然后，我还了解了更多的事。
我知道了所有这些马铃薯、面包、黄油和肉都是我的，但我却不是靠工作挣得它们的。
接着我明白了，别人付出劳动创造了它们，结果被人抢走了。
当我来到穷人当中，我发现了那些被抢夺的人。他们之所以挨饿受苦，就是因为他们被抢了。”
我们让他回到他的叙述上。
“我的钱？我已经用不同的名字把它们存到不同的银行里去了。
别人永远不能把它从我这里夺走，因为他们永远找不到它。
那笔钱真好。
可以买好多食品。
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钱有什么好处。”
“我希望能得到一些钱用于宣传，”欧内斯特期待地说，“这会非常有帮助的。”
“你是这么想的？”主教说，“我对政治没什么信心。
事实上，我恐怕并不理解政治。”
欧内斯特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很当心。
他不会重复这个建议，尽管他非常清楚，由于缺少经费，社会党现在的情况很窘迫。
“我睡在廉价的公寓里，”主教继续说，“可是我害怕，所以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呆太久。
此外，我还在城里两个不同的地方租了两间工人房。
我知道这是巨大的浪费，可是这是必须的。
为了弥补这部分开支，我自己做饭，尽管有时也会去便宜的咖啡馆吃东西。
我还有个新发现。
在夜里天气转凉的时候，吃点玉米粉蒸肉挺好。
只是它那么贵。
可是我发现了一个地方，十分钱就可以吃上三份。
虽然味道没有其他地方的好，可是能让人吃得暖和。
“就这样，我终于在世界上找到了属于我的工作，谢谢你，年轻人。
这是主的工作。”他看着我，眨了眨眼睛。
“你知道，我供养主的子民的事被你们发现了。
当然，你们要保守我所有的秘密。”
他说得很随意，可是他的话语之后隐藏着真实的恐惧。
他答应我们还会再来。
可是一周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莫尔豪斯主教的凄惨遭遇。他被关进了纳帕疯人院，但还是有希望再出来的。
我们想要见他一面，希望能让当局重新考虑或重新调查他的事，但都没有成功。
我们也得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除了报纸上那句老话：他还有一线希望恢复健康。
“基督叫那个有钱的年轻人变卖他所有的财产，”欧内斯特悲伤地说，“主教遵守了基督的指令，却被关进了疯人院。
从基督的时代到现在，世道已经变了。
现在，如果一个有钱人把自己的一切给穷人，他就会被视为疯子。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社会已经说明了一切。”
一种墨西哥菜，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偶尔会提到。
据推测，这种菜要经过加温调味。
它的食谱没有流传到我们手里。
第十三章 大罢工
1912年秋季的大选中，社会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欧内斯特毫无悬念地入选国会。
使社会党选票大幅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赫斯特报业的毁灭。财阀集团发现这是件简单的任务。
赫斯特每年用于经营各种报纸的资金高达一千八百万元，甚至更多，而这些钱来自于中产阶级所付的广告费。
他的资金实力完全依赖中产阶级。
要打败赫斯特，只需把他所有的广告取消即可。
那时候，中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它的骨架还健在，可是失去了力量。
那些剩余的小制造商和小商贩则完全受财阀集团的控制。
他们自己没有经济和政治的灵魂。
当财阀集团一声令下，他们就把广告全部撤出了赫斯特的报纸。
赫斯特勇敢地战斗着。
他宁愿每个月亏本一百五十万也要出版他的报纸。
他继续登出那些不再收钱的广告。
财阀集团又一次发号施令，小商贩和小制造商要求他马上停止刊登旧广告的信如洪水般涌来。
赫斯特执意坚持。
法院下令禁止。
他还是坚持。
他因藐视法庭和抗拒法令的罪名被处以六个月监禁，与此同时，无数的索赔诉讼让他破产了。
他完全没有机会。
财阀集团对他宣判。
法庭和审判权都掌握在财阀集团手里。
随着赫斯特的破产，他刚刚夺取的民主党也垮台了。
当赫斯特和民主党垮台后，他的手下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加入社会党，另一条是加入共和党。
之后，我们社会党人收获了赫斯特伪社会主义宣传的成果，因为他大多数的追随者都加入了我们。
要不是农民协进会只是昙花一现，当时惨遭掠夺的农民一定也会为我们增加许多选票。欧内斯特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努力地斗争着，想要把农民争取过来。
可是社会党的出版社和报纸的毁灭对我们十分不利，而口头上的宣传还尚未完善。
事实是，像卡尔文先生这种曾是惨遭掠夺的农民的政治家们把农民争取了过去，却又把他们的政治力量浪费在失败的活动上。
“这些可怜的农民们，”有一次，欧内斯特毫无顾忌地笑道，“托拉斯对他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情况也的确如此。
七大托拉斯联合起来，用它们大量的剩余资金成立了一个农业托拉斯。
铁路当局控制着运输费率，银行家和证券交易投机分子控制着价格，他们早就把农民压榨得债台高筑了。
至于银行家和所有的托拉斯，他们也都把巨额资金贷给了农民。
农民身处一张大网之中。
现在要做的只剩收网了。
农业托拉斯接下来就要这样做。
1912年的艰难时期已经引起了农产品市场惊人的衰退。
现在，商品价格被有意地压低到让人破产的地步，而与此同时，铁路业却用过高的运输费率把农民们骆驼般的脊梁压垮了。
于是，农民被迫越借越多，而又无力偿还旧债。
紧接着，大量用作抵押的田地被没收，抵押的字据被强制收回。
农民只好把土地交给农业托拉斯。
除此之外毫无办法。
交出土地之后，农民接下来只能为农业托拉斯工作，成为经理、主管、工头和普通工人。
他们干活挣工资。
他们成为了佃农，简单的说，就是被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
他们没法摆脱他们的主人，因为他们的主人组成了财阀集团。
他们不能去城市，因为那里同样也被财阀集团控制着。
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离开土地，成为一名流浪者。简单说来，就是要挨饿。
可就算在那里，他们也受到了阻碍。因为当局颁布了苛刻的反流浪法令，并且严格执行。
当然，总有一些地方，部分农民，甚至整整一群农民因为某些异常的条件而逃脱了掠夺。
可他们只不过是漏网之鱼，不能算。再说，到了第二年，他们还是会遭殃的。
许多农民在对土地的疯狂渴求的驱使下，愿意展露出他们原始野性的一面，通过退出所有市场交易来防止土地被没收。
他们什么都不卖。
他们什么也不买。
他们之间开始兴起原始的物物交换。
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和艰难，可他们仍然坚持。
事实上，这完全成了一场运动。
他们落败的方式只有一种，符合逻辑而又简单。
财阀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政府增加税收。
这就是他们防御措施中的薄弱环节。
不买不卖，他们便没有钱，最后只能卖了土地来交税。
因此，当1912年秋天来临时，除了欧内斯特以外，所有的社会党领袖都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
艰难的时期产生了大量失业人员，农民和中产阶级覆灭了，工会也全线遭到毁灭性的失败。社会党人的确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他们主动向财阀集团发起了挑战。
唉，我们太低估敌人的力量了！社会党人四处宣扬他们将在竞选中取得胜利，他们同时确凿地阐述当时的情形。
财阀集团接受了他们的挑战。
这就是财阀集团，经过权衡之后，分化我们的力量来打败我们。
正是这个财阀阶级，通过特务宣扬说社会主义是无神论，该受天谴。正是这个财阀阶级胁迫各个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加入他们的战线，抢掉我们一部分的工人选票。
也正是这个财阀阶级，通过特务组织（不用多说）鼓动农民协进会，而且让他们把党派发展到各个城市即将灭亡的中产阶级中去。
不管怎么说，社会党还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我们并没有掌握主要的行政职位，也没有在所有立法机构中占到多数，我发现我们仍是少数党。
这是事实，我们选上了五十个国会议员。可当他们在1913年的春天上任时，却发现自己什么权力也没有。
当然，他们比农民协进会幸运得多。那些农民协进会掌握了十几个州政府，可是到了春天，他们却被禁止担任他们所取得的职位。
那些在职的人不肯下台，而法院又控制在寡头政治手中。
可这些都离那些大事件太遥远了。
我还是先讲讲1912年那个动乱的冬天。
国内的艰难时期让消费大大下降。
工人失业了，没有工资可以买东西。
结果就是，财阀集团发现自己手上的剩余产品比任何时候都要多。
他们不得不把那些剩余产品销售到国外去，并且，他们那庞大的计划正需要用钱。
因为财阀集团竭尽全力把剩余产品销售到世界市场上去，所以与德国发生了冲突。
经济冲突之后通常会有一场战争，这一次也不例外。
强大的德国军阀整装待发，美国也一样。
阴暗而不详的战争之云笼罩着大地。
一场世界级的大灾难即将降临，因为全世界都处在艰难的时期——工人问题、消失中的中产阶级、大量失业人员、世界市场上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暗流涌动之声。
与此同时，悉尼·布鲁克斯在美国《哈珀周刊》上写道：“你们不会在华盛顿听到社会党人的事。
为什么呢？
政客总是全国最后看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正在发生什么事的人。
我预测这些时，他们嘲笑我，而我对自己的预测极有信心。我预测，下一次总统选举中，社会党人会得到超过一百万的选票。”
寡头政权想要与德国交战。
他们想要发动这场战争，原因有很多。
这样一场战争一定会引起许多让人疑惑不解的事情，国际形势重新洗牌，新条约签署，新联盟诞生，而寡头政治都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此外，战争还消耗着国内的剩余产品，减少威胁各国的失业人员数量，而且可以让寡头政治有喘息的空间，让他的计划得以完善和实施。
这场战争事实上会让寡头政治控制整个世界市场。
此外，这场战争还会产生一支永远不需要解散的庞大的常规军，并在人们思想中用“美国对战德国”来取代“社会主义对抗寡头政治”。
要不是有社会党人，战争的确能够做到这一切。
在我们住的贝尔街的四间小屋里举行了一场西部领导人的秘密会议。
这次会议第一次谈及社会党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战争采取坚决的态度了，可是在美国，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做。
秘密会议之后，我们联系了全国的组织，没过多久，我们又和国际局通过海缆电码穿越大西洋来回传递信息。
1905年5月21日，当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时，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党人在的里雅斯特召开了一次会议，威胁两国道：一旦双方宣战，他们就要在这两个国家进行工人大罢工。
次年，这一事件再度上演，当时的“摩洛哥事件”威胁要把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也加入进来。
德国的社会党人已准备好和我们一起行动。
他们一共有五百多万人，其中许多还是现役军人。此外，他们和各个工会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两国的社会主义者都站出来，明确声明反对战争，而且用大罢工来作为威胁。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筹备着大罢工。
此外，各国革命党派都公开表达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原则，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国际和平，即使在国内引起起义和革命也在所不惜。
这次大罢工是我们美国社会党人赢得的一次伟大胜利。
12月4日，美国公使被从德国首都召回。
当晚，一支德国舰队突袭了檀香山，击沉了三艘美军巡洋舰和一艘海关缉私船，并炮轰檀香山市。
第二天，德美双方正式宣战，不到一个小时，两国社会党人就各自发动了大罢工。
德军军阀第一次与自己的国民对战，而正是这些人让这个帝国运转。
如果没有他们，德国军阀也无法维持自己的帝国。
这个事件的新奇之处在于，他们的起义是消极被动的。
他们没有还击。
什么也没有做。
而他们什么都不做就捆住了军阀的双手。
德国军阀想要的没有别的，只是一个放出他的爪牙来镇压无产阶级叛乱的机会。
但他做不到这一点。
他无法派出他的爪牙。
他既无法把军队调上战斗的前线，又无法惩罚那些顽抗的国民。
帝国的交通完全停止了。
火车一辆都不开，电报一条都发不出，因为电报员和铁路工人跟随其他的人员一起罢工了。
德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有组织的工人终于吸取了教训。
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战场上受到致命的打击后，他们放弃了那片战场，踏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斗争之路，因为这次的大罢工是一场政治罢工。
除此之外，有组织的工人曾经受过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已经无所顾忌。
他们加入大罢工纯粹是出于绝望。
上百万的工人扔掉了工具，放下了工作。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机械工人。
他们头上流着鲜血，组织明显已被摧毁，可他们还是和他们金属业的同盟者一起站了出来。
就连普通工人和所有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停止了工作。
这场罢工停止了一切，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工作。
此外，事实证明，妇女们是这次罢工最强大的推动者。
她们坚决反对战争。
她们不愿让她们的男人去前线送死。
而且，这次大罢工的想法抓住了人们的情绪。
也激发了他们的幽默感。
这个主意很有影响力。
所有学校的孩子们都罢课了，以至于当老师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室之后又回了家。
这次大罢工表现为一次全国大狂欢。
而让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想法很明显迎合了所有人的想象力。
最终，这场巨大的狂欢没有引起任何危险。
当每个人都有罪时，你去惩罚哪一个好呢？
美国瘫痪了。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有报纸，没有信件，没有电报。
每个社区都完全被隔绝了，好像有一万里原始荒地把它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了似的。
就此而言，世界好像不复存在了。
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个星期。
在旧金山，我们就连海湾对面的奥克兰或伯克利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这给人的情绪带来一种奇怪又压抑的影响。
好像某个宇宙般庞大的东西倒下死去了。
大地的脉搏停止了跳动。
事实上，这个国家已经死了。
街上没有轰鸣的车声，工厂没有汽笛声，空中没有电线的滋滋声，没有电车的穿梭，没有卖报童的叫卖声——什么都没有，除了偶尔有几个人游魂一般地走过，就连他们自己也被这寂静压得喘不过气，变得好像不像真人。
在这寂静的一周内，寡头政治得到了教训。
它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大罢工是一个警告。
绝不能让这件事再次发生。
寡头政治会注意这一点。
这个周末，德国和美国的电报员按照事先的约定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通过他们，两国的社会主义者把最后通牒交给两国元首。
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否则大罢工将会继续。
没过多久，双方达成谅解。
战争宣告结束，两国人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正是这次和平的恢复让德国和美国形成了联盟。
事实上，这是帝国和寡头政治之间的联盟，为的是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两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后来，当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把军阀赶下台的时候，寡头政治背信弃义地破坏了这个联盟。
这就是寡头政治想尽一切办法要达到的目的——摧毁世界市场上强大的对手。
德国皇帝一下台，德国就没有剩余产品要销往国外了。
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德国人会把所有的产品都消费掉。
当然，他们也会把自己生产的一些东西销售到国外去，来换取国内不生产的产品，但这和销售不掉的剩余产品大不相同。
“我敢打赌，寡头政治会找到借口，”当寡头政治背叛德国皇帝的事大白于天下时，欧内斯特说，“和平常一样，寡头政治会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
果不其然。
寡头政治对这次行动的公开辩解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美国人民，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
他们把自己恨之入骨的竞争对手踢出了世界市场，以便把我们的剩余产品销售出去。
“最荒谬的是，我们是如此无助，以至于那些蠢货确实是在维护我们的利益，”欧内斯特评论道，“他们让我们把更多的东西卖到国外，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在国内少消费一些。”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加利福尼亚一位年轻的百万富翁，后来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报业老板。
他的报纸在所有大城市中发行，既面向消亡中的中产阶级，也面向无产阶级。
他的追随者如此众多，因此他成功地将旧民主党的空壳收归自己名下。
他占据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位置，他的主张融合了片面的社会主义与一种难以形容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就像水和油无法相容一样，他完全没有希望，虽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曾是财阀集团的一大威胁来源。
在那个混乱的时期，广告的成本高得惊人。
只有小资本家才需要竞争，因此他们做起了广告。
如果有了托拉斯，就不会有竞争。托拉斯不需要广告。
罗马自耕农衰败的速度要比美国农民和小资本家们消亡的速度缓慢得多。
20世纪存在变革的动力，而古罗马实际上完全没有这种动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可以听到这种暗流涌动之声。
早在1906年，英国人埃夫伯里勋爵就在英国上议院说道：“欧洲政局的动荡、社会主义的传播，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抬头，都在警告着政府和统治阶级，欧洲劳工的生活条件已让人无法忍受。
要想避免革命，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如涨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并且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股票投机者的刊物《华尔街日报》对埃夫伯里爵士的发言评论说：“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贵族，而且是全欧洲最保守的机构的一员。
这使得这些话的意义更为重大。
这些话里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比绝大多数书籍中的更有价值。
这些话发出了一声警示。
该留神了，参战的先生们和海军部的成员们！”
那是在20世纪之初，社会主义国际组织最终形成了自己日趋成熟的战争政策。
他们的学说概括起来就是：“为什么一国的劳动者要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益去和另一国的劳动者打仗呢？”
第十四章 终结的开始
早在1913年1月，欧内斯特就看到了局势真正的走向，可他无法让他的领袖兄弟们看到浮现在他头脑中的铁蹄的景象。
他们太自信了。
事情过快地走向了高潮。
国际事务中出现了危机。
美国寡头政治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世界市场，许多手上有着销售不出去剩余产品的国家被挤了出去。
他们无法再继续那种生产剩余产品的方式。
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无可救药地垮台了。
这些国家通过革命的形式重组。
这是个混乱而暴力的时期，到处的制度和政府都在瓦解。
除了两三个国家以外，所有地方从前的资本主义所有者都在为了保住他们的财产而拼命。
可是政府还是被激进的无产阶级夺走了。
最终，卡尔·马克思的名言实现了：“私人资本主义财产的丧钟敲响了。
剥削者被剥削了。”资本主义政府刚一下台，联合的共和国就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呢？”；“行动起来啊，你们这些美国革命者！”；“美国怎么了？”——这是其他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同志们给我们发出的讯息。
可我们无法赶上他们。
寡头政治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它的躯体像一只庞大的怪物，阻碍了我们道路。
“等到春天我们上任了，”我们回答，“那时你们会看到的。”
这话背后隐藏着我们的秘密。
我们已经争取到了农民协进会，而根据之前秋季选举的结果，到明年春天，有十几个州将会落到他们手中。
那时候，马上就会成立十几个联合的共和州政府。
那之后，其他的一切就简单了。
“要是农民协进会没有得到政权，怎么办？”欧内斯特问。
他的同志们说他杞人忧天。
然而，欧内斯特心中最主要的危机并非得不到那十几个州的政权。
他所预见到的是大工会的背叛和特权的出现。
“根特早就教过寡头政治该怎么做了，”欧内斯特说，“我敢打赌，他们已经把他的《仁慈的封建制度》一书当作教材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在与六个工人领导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之后，欧内斯特转过身，轻声对我说；“大局已定。
铁蹄已经赢了。
就要结束了。”
在我家举行的这次小型会议是非正式的，可欧内斯特跟其他的同志一样，极力争取了工人领袖的保证——他们同意在下一次罢工时号召他们的工人响应。
机械工会的主席奥康纳是这六个领袖中最先反对这种保证的一个。
“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那罢工和抵制的老套路让你们结结实实地吃了败仗，”欧内斯特怂恿道。
奥康纳和其他人都点点头。
“你们看到了大罢工的威力了吧，”欧内斯特继续说，“我们阻止了与德国的战争。
工人的团结和力量从未有过这样的展示。
工人可以并将掌控这个世界。
要是你们继续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再说，你们也清楚这一点。
没有其他办法了。
不管你们用什么老办法，你们都注定会被打败，且不说其他理由，就因为资本主义者控制着法院。”
“你讲的太超前了，”奥康纳回答，“你并不知道所有的出路。
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对罢工厌烦了。
他们用那种方法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可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再次号召我们的工人罢工。”
“你说的出路是什么呢？”欧内斯特直率地问。
奥康纳笑着摇了摇头。“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我们并没有睡着。
我们现在也不在做梦。”
“我希望没有什么让人害怕或是觉得可耻的东西。”欧内斯特咄咄逼人。
“我想我们最了解自己的事情。”对方回答。
“你不敢讲，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欧内斯特说着，越来越愤怒。
“我们用血汗换来了经验，我们所得到的都来自我们的努力，”对方回答，“仁爱始于家。”
“要是你害怕告诉我们你的出路，我来告诉你。”欧内斯特热血沸腾，“你们要进行分赃。
你们与敌人谈好了条件，这就是你们的所作所为。
你们出卖了劳动事业，出卖了所有工人。
你们像胆小鬼一样逃离了战场。”
“我什么都不会说，”奥康纳阴沉地回答，“我只知道，我们比你们更清楚什么对我们最有利。”
“而你们根本不在乎什么对其他工人最好。
你们一脚把他们踹进了沟里。”
“我什么都不会说，”奥康纳回答，“我只想说，我是机械工会的主席，我的任务就是考虑我代表的人们的利益，就是这样。”
然后，当工人领袖都离开后，欧内斯特带着落败后的冷静向我概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情况。
“社会党人过去常常乐观地预言，”他说，“他们说等到工人组织在工业领域失败的那一天，他们将转向政治领域。
不错，铁蹄已经在工业领域击败了各个工会，把他们都赶到了政治领域。可这并不能让我们开心，反而会是我们悲伤的来源。
铁蹄已经吸取了教训。
我们在大罢工中向它展示了我们的力量。
它们已经采取措施阻止另一次大罢工了。”
“那它们会怎么做？”我问。
“就是简单地给各大工会发补助。
他们不会参加下一次大罢工。
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罢工了。”
“但铁蹄不可能把成本这么高的计划一直持续下去。”我反驳。
“哦，它并没有对所有工会进行补助。
没有那个必要。
即将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铁路工会、钢铁工人工会、技工和机械工人工会都会涨工资，而且缩短工时。
这些工会还会继续得到更优越的条件。
加入这些工会就像在天堂里有了一席之地。”
“可我还是不懂，”我不同意，“那其他工会将会如何？在这个联合之外的工会要比联合之内的多得多。”
“其他的工会将被排挤，直到消失——全部消失。
因为，你没发现吗，铁路工人、机械工人、技工，以及钢铁工人，他们所做的都是我们这个机械文明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工作。
只要确保了他们的忠诚，铁蹄就可以对其他所有的工人置之不理了。
铁、钢、煤炭、机械和运输组成了整个工业结构的支柱。”
“可是，煤炭？”我问，“煤矿工人有将近一百万啊。”
他们实际上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
他们不算。
他们的工资会减少，工作时间会延长。
他们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成为奴隶，而且他们大概会是我们中最潦倒的一群人。
他们被迫干活，就像那些农民被迫给那些抢走他们土地的地主干活一样。
所有在联合之外的工会都一样。
看着他们摇摇欲坠，直至粉身碎骨。而他们的成员将成为奴隶，被空空的肚子和国家法律驱使着，不得不辛苦地劳动。
“你知道法利和他的那些罢工破坏者们将会怎样吗？我来告诉你。
罢工破坏者作为一种职业即将消失。
再也不会有什么罢工了。
取代它们的将是奴隶起义。
法利和他那伙人将被提拔去监督奴隶。
哦，不是这样说的，应该说是执行强迫工人工作的国家法律。
大工会的这次变节只会延长这场战争。
革命何时何地胜利，现在只有天知道了。”
“可是，既然寡头政治和大工会共同形成了如此强大的联合，那么有什么理由去相信革命会胜利呢？”我问，“这个联合不会永久生存下去吧？”
他摇头。“我们概括出的结论之一是，每个建立在阶级和特权上的制度内部都隐含着导致其本身灭亡的因素。
当一个体系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如何能够避免特权呢？铁蹄无法阻止这一点，特权最终会把铁蹄毁灭。
寡头政治在已经自己发展了等级制度，只要等着瞧，那些得了好处的工会里也会发展出特权阶级的。
铁蹄会竭力阻止，但是不会成功的。
“那些得利的工会里都是美国工人的精英。
他们很强壮，而且有效率。
他们通过竞争才成为那些工会的一员。
在美国，每个够格的工人都会有这样的野心，想要成为有利的工会里的一员。
寡头政治会鼓励这种野心，也会鼓励由此产生的竞争。
所以，那些本来可以成为革命者的强壮的人都被拉拢过去，他们的力量支持着寡头政治。
“另一方面，工人特权阶层，也就是那些得利的工会将会努力封闭他们的组织。
而且他们会成功。
工人的特权将会成为世袭制度。
子承父业，这样他们就不会从普通人这一永久的力量源泉中获取新鲜力量了。
这就意味着，劳动特权者将会退化，他们最终会越来越衰弱。
同时，作为一种体制，他们暂时会掌控无上的权力。
他们会像古罗马的宫廷卫士一样，而且那时会发生宫廷政变。通过政变，工人特权者会夺得实权。
这时还会发生寡头政治的反宫廷政变。于是，有时候一方当权，有时候另一方执政。
在这整个过程中，特权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弱，所以最后，普通人们就会站出来。”
这段关于缓慢的社会进化的预言，是欧内斯特在第一次因为大工会的变节而感到沮丧之时发出的。
在这方面，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他的看法。现在我写到这些时，还是不同意，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决。因为即使是现在，虽然欧内斯特已经离开了，但我们还处在革命爆发的边缘，而且这场革命必将扫除所有的寡头政治。
我在这里写下欧内斯特的预言，因为这就是他的预言。
尽管他相信这一点，但他还是像个巨人一样与之抗争。而且，他使现在这个一触即发的起义成为可能，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
“可要是寡头政治仍然存在呢，”那晚我问他，“每年落到他手里的那一大笔剩余产品将会怎样呢？”
“那些剩余产品无论如何都是要处理的。”他回答，“你放心，寡头政治会找到方法的。
华丽的道路将会建成。
科学领域将诞生伟大的成就，艺术方面则尤其出色。
等到寡头政治把人们完全控制住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时间来做其他的事。
他们会成为美的崇拜者。
他们会成为艺术爱好者。
而且在他们的指示和慷慨的奖励之下，艺术家们会努力地工作。
结果将会产生伟大的艺术，因为不久后，艺术家就不用像以前一样迎合中产阶级的小资品味了。
我告诉你，这将会是伟大的艺术，奇迹之城将会兴起，它们会让老城市显得俗丽而廉价。
寡头政治会住在这些城市中，对美产生崇拜之情。
“这样，工人一边干活，一边也在不断消耗剩余产品。
建造那些伟大的工程和城市将会使数百万普通工人们吃不饱饭，因为剩余产品中的一大部分必须要求同样大量的花费。而且，寡头政治要大兴土木一千年——不对，一万年。
他们要建造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从没想过的建筑。等到寡头政治消失之后，他们华丽的道路和奇迹之城就会留给工人兄弟们，供他们行走和居住。
“这些事寡头政治一定都会做，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他们会以这些大工程的形式消耗剩余产品。同样，很久之前的古埃及统治者就是利用建造神庙和金字塔来消耗他们从人们那里剥削来却用不掉的钱。
在寡头政治下繁荣起来的不是教会阶级，而是艺术家阶级。
而取代中产阶级商人的将是特权的工人阶级。
再下面就是深渊，一般人——大多数人口都会在这深渊中受苦、挨饿、腐朽、重生。
最终，天知道是哪一天，人民将会从深渊中站起来，特权工人和寡头政治将被粉碎。到那个时候，经历了几个世纪苦难的群众终于将迎来自己的日子。
我过去认为我能看到那一天，可现在，我知道永远都看不到了。”
他停下来，看着我，又加了一句：
“这社会的进化缓慢得让人烦躁，不是吗，甜心？”
我的胳膊把他抱住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胸前。
“唱支歌让我睡吧，”他突发奇想地低声说道，“我脑子里有个景象，我想把它忘掉。”
《我们仁慈的封建制度》一书由W. J. 根特在1902年发表。
人们一直坚持认为，是根特将寡头政治这一概念植入了大资本家的头脑中。
这种看法在铁蹄统治下的三个世纪中一直存在，甚至到了大同世界的第一个世纪仍然残留着。
今天，我们更为清楚这一点，但我们的知识却无法战胜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根特仍然是人类历史上受到非议最多的无辜的人。
下面给出了一些实例，作为法院作出对工人不利的判决的样本。
煤矿区雇佣童工下井作业一事早已臭名昭著。
190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人成功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家长在出具儿童的年龄证明和一定学历的证明时必须宣誓。
卢泽恩县法院突然宣布该法案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把同一阶级中的个体区别对待，即区别了十四岁以上的儿童和十四岁以下的儿童。
州立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
1905年，纽约特别法院声明一项禁止未成年人和妇女晚上九点之后在工厂工作的法律违背宪法，理由是这项法案“根据阶级立法”。
此外，那一时期的面包师的工作时间大大超过正常水平。
纽约立法院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面包师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
1906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该法案违宪。
决议中的一部分写道：“议会没有理由干涉人们的自由，或者面包师们在签订工作合同时自由决定工作时长的权利。”
詹姆斯·法利——那个时代声名狼藉的罢工破坏者。
他的胆量超乎寻常，能力也不可否认。
他在铁蹄的统治之下步步高升，并最终成为了寡头政治阶级的一员。
他于1932年被萨拉·詹金斯暗杀。30年前，萨拉的丈夫被法利手下的罢工破坏者杀害。
埃弗哈德的社会前瞻能力相当卓越。
从过去的事件中，他就能清晰地看到得利工会的背叛、特权工人阶级的兴起和缓慢灭亡，以及走向衰落的寡头政治与特权工人阶级争夺那强有力的政府机器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惊异于埃弗哈德的远见。
甚至早在阿迪斯和阿斯加德这样的奇迹之城产生于寡头政治家的脑海中之前，埃弗哈德就已经看到了那些城市，也看到了创造它们的必然性。从预言的那天开始算起，世界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的铁蹄统治和四个世纪的大同世界。今天，我们就走在寡头政治建的道路上，住在寡头政治造的城市里。
这是事实，甚至现在，我们还在建造更多奇迹之城，而寡头政治的伟大城市也都留了下来。我就是在这些城市中最美丽的阿迪斯城写下这些话的。
第十五章 最后的日子
将近1913年1月底时，寡头政治对那些得利的工会公开地转变了态度。
报纸上发表了一条从未有过先例的消息——铁路职工、钢铁工人、技工还有机械工人的工资上涨了，而他们的工作时间缩短了。
可是报纸上没有讲出全部真相。
寡头政治不敢让报纸披露出全部真相。
事实上，工资增加的幅度比报纸上登出来的高得多，特权也相应大得多。
得利工会的成员们告诉了他们的妻子，妻子们到处乱讲，很快整个工人世界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只不过是19世纪那种分赃行为的合理发展而已。
当时的工业冲突中就曾尝试过分红的办法。
也就是说，资本家努力用金钱引起工人们工作的兴趣，以安抚他们的情绪。
可是，分红作为一种制度，简直就是荒谬且行不通的。
分红只有在工业冲突体系的某些独立的案例中才可能成功，因为要是所有的工人和资本家都参与分红，那么结果就和没有分红一样。
所以，从这个不现实的分红理念中，产生了一种可行的分赃办法。那些强大工会的口号是“给我们更多工资，让大众掏腰包”。
而且这种自私的政策在各处都很奏效。
让大众去承担，也就是让广大没有组织的和组织很弱的工人去承担。
这些工人实际上为他们在垄断行业工会中那些强大的工人兄弟们增加的那部分工资付账。
我说过，这个办法只不过是被寡头政治和得利的工会合理地传承发展下来，并大规模地运用而已。
一旦得利工会反叛的秘密泄漏出去，就一定会在工人中间引起轩然大波。
接下来，得利的工会就会退出国际组织，断绝一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
之后，麻烦和暴乱就来了。
那些得利工会的成员们被视作叛徒，无论在酒馆还是妓院，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工作的地方——事实上，在所有地方，他们都会遭到被他们出卖的同志们的殴打。
数不清的人打得头破血流，甚至还有许多人被杀死了。
没有一个得利工会的成员是安全的。
他们结伴上下班。
他们总是走在街道中央。
如果他们走在人行道上，就有可能被从窗口和屋顶扔下来的砖头和石块砸碎脑袋。
当局准许他们携带武器，想尽各种办法帮助他们。
伤害他们的人会被判处长期监禁，在监狱里惨遭虐待。而除了得利工会的成员之外，任何人都不许携带武器。
触犯这条法律是一项不小的罪名，要按章处罚。
义愤填膺的工人继续对叛徒们发泄复仇。
于是自动形成了等级区分。
被背叛的工人们的孩子迫害叛徒的孩子，直到叛徒的孩子不能在街上玩耍，也不能去公立学校读书。
此外，叛徒的妻子和家庭也受到排斥，就连卖食品给他们的食品店老板也遭到联合抵制。
结果，四面受敌的叛徒以及他们的家人不得不自己团结起来了。
他们发现自己不可能安全地住在被出卖的无产阶级中间，所以他们就搬到新的地区，那里只有他们自己人居住。
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寡头政治的优待。
寡头政治为他们建造了现代化且卫生的好住宅，四周是宽敞的庭院，到处分布着公园和运动场。
他们的孩子上的是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学校，这些学校重视手工训练和应用科学。
所以，这种隔离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等级的差别。
那些得利工会的成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
他们与其他的工人分离开了。
他们住更好的房子，穿更好的衣服，吃更好的食物，受到更好的待遇。
他们怀着复仇的心理瓜分赃款。
同时，其余的工人阶级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对待。
许多小特权都被剥夺了，而他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却不断降低。
顺便说，他们的公立学校变质了，义务教育被迫逐渐停止。
在年轻的一代人中，不会读书写字的孩子越来越多，这很危险。
美国独霸世界市场，这使得世界其他地方混乱起来。
到处的政体和政府都在崩溃或者转化。
德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忙于成立合作共和政府。
大英帝国正在分崩离析。
英格兰手忙脚乱。
印度暴动不断。
整个亚洲呼喊着：“亚洲是属于亚洲人的！”这样的呼声背后是日本在搞鬼，它始终催促并帮助黄种人和棕色人种反对白种人。
当时，日本梦想着建立一个大陆帝国，而且正努力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日本镇压了自己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一场简单的等级战争，苦力对战武士，成千上万的劳苦社会主义者被处以了死刑。
有四万人在东京的巷战和最终失败的攻打天皇宫殿的战役中丧生。
神户成了屠宰场。那次机枪扫射屠杀棉纺厂工人的事件成为了经典，那是现代化战争机器所能达到的最恐怖的一次屠杀。
最凶残的是崛起的日本寡头政治。
日本掌控着东方，霸占了世界市场里除了印度以外的整个亚洲部分。
英格兰成功地粉碎了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抓住了印度，尽管自己已经快要消耗殆尽了。
另外，英国不得不让殖民地从自己手中溜走。
就这样，社会主义者成功地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变成了合作性共和国。
由于相同的原因，加拿大也脱离了祖国。
但加拿大却在铁蹄的帮助下粉碎了自己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
与此同时，铁蹄也帮助墨西哥和古巴镇压了暴动。
结果就是，铁蹄在新世界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它把整个北美洲结合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从巴拿马运河直到北冰洋。
至于英格兰，牺牲了大片的殖民地，只成功保住了印度。
可这只是暂时的。
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对印度的斗争只是推迟了。
英格兰注定很快就会失去印度，这件事的背后隐隐预示着一个联合起来的亚洲与这个世界之间的斗争。
当整个世界因冲突而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美国也并不宁静太平。
大工会的叛变阻碍了我们无产阶级的起义，但四处都充斥着暴力。
除了工人纠纷及农民和残余中产阶级的不满以外，突然掀起了一阵宗教复兴的浪潮。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个分支突然跳了出来，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简直乱得一团糟！”欧内斯特叫起来，“有这些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冲突，我们怎么能指望团结呢？”
这次宗教复兴确实给很多人造成了畏惧的心理。
人们饱受煎熬，对世事完全失望，就在这个时刻，他们在渴望一个天堂——那里不容工业的暴君踏足，就像骆驼穿不过针眼一样。
狂热的传道者四处流窜。
尽管民政当局明令禁止，并对违抗者进行迫害，但都阻挡不了无数野营布道会煽动起来的宗教狂热之火。
他们宣称末日到了，这是世界末日的开端。
天下一片大乱。
上帝煽动了国家之间的不和。
这是一段充满幻觉和奇迹的时期，男女先知为数众多。
几十万人们都停止了工作，逃到山里面，在那里等待即将来临的上帝，等他引领那十四万四千人上天堂。
可在此期间，上帝并没有来，很多人饿死了。
他们走投无路，就去农场抢夺食物，结果他们在农村地区引起的骚动和混乱更增加了那些本已惨遭掠夺的贫苦农民的痛苦。
而且，那些农场和仓库也都是铁蹄的财产。
大量军队开到乡村，用刀尖把那些宗教狂热者赶回到他们在城市里的工作岗位上。
在城里，他们还是常常像从前一样聚在一起，掀起暴动。
他们的领袖因危害治安罪被处死，或者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那些被处以死刑的领袖都带着殉道者的喜悦慷慨赴死。
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
不安四处延伸。
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的沼泽、沙漠和荒原上，那些幸存的一小群一小群的印第安人跳着鬼魂舞，等待他们救世主的到来。
在这些事发生的同时，那个时代的怪兽——寡头政治——带着让人惊叹的平静和坚定继续崛起。
它用铁爪和铁蹄压制了百万动乱的民众，在混乱中建立了秩序，在混乱中打下了自己的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机构。
“等着我们攻进去。”农民协进会人说——卡尔文在我们位于贝尔街的房子里告诉我们，“看看那些我们赢得的州。
有了你们社会党的支持，我们一上任就会让他们换一种态度。”
“几百万不满现实的人和穷人都是我们的，”社会党人说，“农民协进会的人已经加入了我们，有农民、中产阶级和工人们。
资本主义制度将会土崩瓦解。
再过一个月，我们将有五十个人进入国会。
再过两年，每个位置都会是我们的，上至总统下至地方爪牙都是我们的人。”
对于所有这些说法，欧内斯特总是摇着头说：
“你们有多少步枪？
你们知不知道到从哪里能弄到大量弹药？
说到弹药，化合物比混合物更有威力，你们要相信我的话。”
所有的铁路工会都加入了寡头政治的联合。值得注意的是，分赃政策的第一次明确使用是在19世纪的铁路工会中，即机车工程师兄弟会。
P. M. 阿瑟在兄弟会做了二十年的重要领袖。
1877年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工人罢工运动之后，他提出一项计划，让机车工程师与铁路部门达成协议，考虑从此“单干”，置其他的工会于不顾。
这次的计划相当成功。
这个计划既成功又自私，从这个计划中还造出了一个新词“授权”，在工会的立场上解释了分红的意义。
“授权”一词长期困扰着词源学家，我希望它的来历现在已经解释清楚了。
第十六章 结局
欧内斯特和我一同去华盛顿时，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走。
他对无产阶级的生活着了迷。
他把我们那一片贫民窟社区看作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学实验室，并已经着手一项看似无止尽的快乐的调查。
他和工人们住在一起，成了几十家人的密友。
当然，他还找了些零活。这些工作既是学术调查，也是游戏，因为他乐在其中。每次回家时，他都带着许多笔记，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新冒险。
无译文
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工作，因为欧内斯特翻译上的收入足以养活我们三口人了。
可父亲坚持要追随他最爱的幻想，根据他做的工作判断，那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幻想。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他回家时带回来的沿街小贩的行头，包括鞋带和背带。我也不会忘记，当我走进一个小食品店买东西时，他在那里等着我。
此后，他又在街对面的酒吧干了一个星期，对此我并不惊讶。
他当过守夜人，沿街叫卖过马铃薯，在一家罐头仓库里贴过标签，在一家纸盒厂里当过杂役，帮铺铁轨的工人们挑过水，甚至在洗碗工工会垮台前不久还加入其中。
我认为主教的榜样，特别在着装方面令父亲相当着迷，因为父亲穿着工人们的廉价棉布衫和腰间系着窄皮带的工人裤。
但他仍然保留着一个以前的生活习惯——他在晚餐，或者说晚饭的时候，总是穿着晚礼服。
只要和欧内斯特在一起，不管在哪里我都很开心，而父亲在新环境中的快乐让我的幸福更加完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说，“我就充满了好奇心。
我想知道为什么事物都是这样的，它们是怎么形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物理学家。
现在的生活中，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充满好奇心，就是这种好奇心让我的生活有意义。”
有时候，他会到市场街北面的商店和剧场区去找机会，他在那里卖报、跑腿、开车门。
有一天，他在那里关车门的时候，碰巧遇见了威克森先生。
当晚，父亲高兴地对我们描述这件事。
“我关上他的车门时，威克森紧盯着我，小声说了句：‘啊，我会下地狱的。'
他就像这样说的：‘啊，我会下地狱的。'他的脸涨得通红，很是困惑，连小费都忘了给我。
但他肯定马上就回过神来，因为车子还没走出五十尺就掉头回来了。
他把身子探出门外。
‘你看，教授，'他说，‘这太不好了。
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我替你关了车门，'我回答，‘根据惯例，你要给我十分钱。'
‘别瞎扯！'他哼了一声，‘我说的是实质性的东西。'
“他的确是很认真的——可能是已经僵化的良知突然被刺痛了吧，所以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我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一脸期待，可你真应该看看我说完之后他的脸色。
“‘你可以把我的家还给我，'我说，‘还有我在西拉纺织厂的股份。'”
父亲停顿了一下。
“他说什么？”我急切地问。
“他能说什么？他什么也没说。
可我说了。
‘我希望你过得开心。'他好奇地望着我。
‘告诉我，你过得开心吗？'我问。
“他命令车夫驾车走，走的时候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他没有给我那十分钱，更别说家和股份了。所以你知道，亲爱的，你父亲街头流浪的生涯中到处都是令人失望的事。”
所以，欧内斯特和我去华盛顿的时候，父亲留在我们在贝尔街的住处。
除了最后的结局没什么改变之外，旧的那些规矩都不复存在了，而这最后结局也比我想象中要来得早。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社会党人在国会就职时并没有遭到任何阻拦。
一切顺利。而当欧内斯特把这顺利看作是不祥的预兆时，我还嘲笑了他。
我们发现，我们社会党内部的同志们对他们的力量和将要完成事业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
一些选进国会的农民协进会成员增强了我们的力量，这些团结起来的力量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
欧内斯特忠诚而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切，尽管他有时候会忍不住讲一些无关的话：“说到弹药，化合物比混合物更有威力，你们要相信我的话。”
最先遇上麻烦的是农民协进会成员，他们在上次选举中赢得了多个州。
这样的州有十几个，可是那些当选的农民协进会成员无法上任。
在任的人拒绝离开。
这很简单。
他们只是控告选举非法，并用一些冗长繁复的法律文书掩盖全部情况。
农民协进会的人没有权力。
法院控制在他们的敌人手里。
这是一个危急的时刻。
要是那些被骗的农民协进会成员闹事，那就全完了。
我们社会党人不知费了多大力气才阻止了他们！欧内斯特不知多少个日夜都没合过眼。
农民协进会的重要领导人也看见了危机，和我们一同行动。
可这完全没用。
寡头政权希望出事，于是它派出了间谍和奸细。
毫无疑问，那次农民暴动就是那些间谍挑拨起来的。
起义在十二个州突然爆发。
惨遭抢夺的农民用武力夺取了州政府。
当然，这是违反宪法的，所以美国政府当然就会派部队来镇压。
那些间谍到处煽动人民闹事。
这些铁蹄的间谍伪装成工匠、农民和农场上的工人。
在加利福尼亚的首府萨克拉门托，农民协进会人成功地维持了秩序。
几千名间谍被紧急送往这个在劫难逃的城市。
他们自己组成暴民队伍，打砸抢烧建筑和工厂。
他们挑唆人们和他们一起打砸抢烧。
他们给贫民窟阶级分发了大量的酒，以便煽动他们的情绪。
一切就绪之后，美国的士兵——实际上就是铁蹄的士兵——出现在那里。
一万一千名男女老幼在萨克拉门托街头被枪杀，或者死在了自己家里。
国家政府接管了州政府，加利福尼亚完蛋了。
其他的州也和加利福尼亚一样。
每个农民协进会控制的州都遭遇了暴乱，血流成河。
先由间谍和黑帮引起混乱，然后出动部队。
动乱和无法无天的暴民席卷整个农村地区。
农场、仓库、村庄、城市日日夜夜燃烧着，浓烟漫天。
炸药出现了。
铁路桥梁和隧道都被炸断，连火车也被损毁。
许多可怜的农民被枪杀或绞死。
报复也十分残酷，不少财阀和军官被暗杀。
人们的心中满是血腥和复仇的念头。
正规军野蛮地对付农民，把他们当作印第安人。
正规军有理由这么做。
在俄勒冈州的一系列惊人的爆炸事件中，他们损失了两千八百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还有不少运输的火车以同样的方式被炸毁。
所以，和农民一样，正规军也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至于国民军，1903年的国民军法案实施了，有一个州的工人在死亡的威胁下被迫去杀害其他州的工人同志。
当然，国民军法案最初实施得并不顺利。
不少国民军军官被谋杀，而且不少士兵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
科瓦尔特先生和阿斯蒙森先生触目惊心的遭遇证实了欧内斯特的预言。
他们二人都符合入伍条件，而且都被要求加入征讨军团，从加利福尼亚派往密苏里，去对付那里的农民。
科瓦尔特先生和阿斯蒙森先生都拒绝入伍。
他们立即被枪决了。
战地军事法庭是他们的命运，军法处决是他们的终点。
他们是背对着行刑队伍被处死的。
为了逃避国民军兵役，许多年轻人逃到了山区。
于是他们成为了罪犯。但还不等时局稳定一些，他们就受到了惩罚。
惩罚相当残酷。
政府对全体守法公民发出公告，限他们三个月内从山中出来。
公告时限一到，五十万士兵就会被派往各地的山区。
那时不用审查，也没有审判。
如果一个人被发现了，无论在哪儿都直接击毙。
军队这样做，为的是不让一个守法公民留在山里。
有些小团体依靠有利的地形顽强战斗，但是到最后，每个国民军逃兵都免不了一死。
但是，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最直接的教训却是堪萨斯国民军所受的惩罚。
就在用军事行动对付农民协进会之初，堪萨斯大叛乱发生了。
六千名国民军叛变了。
在之前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非常躁动不安，所以他们被关在军营里。
然而，他们的这次公开叛变无疑是被那些间谍挑唆的。
4月22日晚上，他们突袭并谋杀了他们的军官，只剩一小部分军官逃了出来。
那些间谍做得太好了，超出了铁蹄的计划范围。
不过所有事都是对铁蹄有利的。
它已经准备好应对叛乱，而大批军官的遇害让接下来的事有了理由。
不可思议的是，四万名正规军士兵包围了叛军。
这是一个圈套。
这些不幸的国民军发现他们的机枪被动了手脚，而他们占领的军火库里的子弹又不适合他们的步枪。
他们举白旗投降，可是对方不理会。
无人幸存。
六千人全部遇难。
普通的炮弹和榴弹都从远处向他们投射过来，当他们绝望地冲向包围圈时，全都被机枪扫射击倒了。
我和一位目击者交谈过，他说跑得最靠近机枪的国民军士兵距离他们也还有一百五十码。
地上铺满了死尸，而最后那次骑兵冲锋中，马蹄的践踏、左轮手枪和马刀把受伤的士兵碾进了土里。
在农民协进会灭亡的同时，煤矿工人起义了。
这是有组织的工人最后的努力了。
七十五万矿工参加了罢工。
可是他们在全国各地过于分散，这就使他们无法发挥出自己力量的优势。
他们被隔离在自己的地区，被打得不得不投降。
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波科克因镇压行动而成名，也引来了无产阶级不灭的仇恨。
无数次有人想要他的命，可他的生命似有魔法保护。
在矿工中推行俄式通行证制度，并剥夺他们在国内搬家的权利，这些都是他的主意。
在这时候，社会党人坚定不移。
当农民协进会人在火焰和鲜血中死去，当有组织的工人支离破碎，社会党人保持着平静，完善了他们的秘密组织。
农民协进会的人向我们求助，但没有成功。
我们正确地认为，事实上，我们这方发动的任何起义对整场革命来说都是自杀行为。
铁蹄起先也曾怀疑过是否能一次对付整个无产阶级，结果发现这事比想象中更容易。因此，我们的一场暴动正是它求之不得的事。
可是我们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中确实混杂了一些间谍。
在最初那段时期，铁蹄的间谍们所使的手段都相当笨拙。
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学，与此同时，我们的战斗团不断将他们铲除出去。
这是残忍而血腥的工作，可是我们在为生命和革命而奋斗，我们不得不用敌人的武器来对付敌人。
但我们很公正。
没有一个铁蹄的间谍不是在审判后才行刑的。
我们可能会犯错，可是就算有错，也很少。
我们中最勇敢的，斗志最高的，和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同志参加了战斗团。
十年后，欧内斯特有一次根据各个战斗团的首领提供的数据计算了一下，结果表明，参加战斗团后，人们平均存活的时间只有五年。
战斗团的同志们都是英雄，但奇怪的是，他们反对杀人。
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性。他们热爱自由，但为了革命事业，再大的牺牲他们都心甘情愿。
我们给自己定了三方面任务。
第一，铲除我们内部的寡头政治间谍。
第二，组织战斗团，并且在其外部组织广泛的秘密革命组织。
第三，让我们自己的间谍打入寡头政治的每个部门——打入工人特权阶级，特别是电报员、秘书和办事员中，打入军队，打入间谍和镇压者的队伍中。
这是个缓慢而又危险的工作，我们的努力时常伴随着惨痛的失败。
铁蹄在公开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可是在我们发动的那场崭新而残酷的地下战斗中，我们坚持了下来。
一切都在暗中进行，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仿佛两个失明的人在厮杀。但这一切都是有秩序，有目的，且在控制之内的。
我们的间谍渗透了整个铁蹄的组织，而我们自己的组织内也布满了铁蹄的间谍。
这是黑暗而曲折的战斗，充斥着阴谋、暗算、诡计、反击。
在这一切的背后，有着永恒的威胁，那就是死亡、暴力和恐怖。
男人女人们都在消失，那是我们最亲近最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我看到了他们。
明天他们就离开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而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任何地方都没有信任和信心。
与我们并肩策划的那个人，如我们所知，他也可能是铁蹄的一名间谍。
我们在铁蹄的组织中布置了我们的间谍，铁蹄的间谍也将计就计地安插在自己的组织中。
我们的组织也是一样。
尽管没有信任和信心，但我们不得不把每一次努力建立在信任和信心之上。
我们经常遭到背叛。
人的意志很薄弱。
铁蹄可以提供金钱、闲适的生活，甚至还有奇迹之城里等待着人们的吃喝玩乐的生活。
而我们除了对一种崇高理想的忠诚带来的满足感，其他什么报酬也没有。
除此之外，那些忠诚的人得到的报酬是无尽的冒险、折磨和死亡。
我说过，人的意志是薄弱的。因为意志薄弱，我们才不得不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唯一的东西作为报酬。
那就是报之以死亡。
因为需要，所以我们不得不惩罚我们的叛徒。
对每个出卖我们的人，我们会派一到十二个忠诚的复仇者去跟踪。
我们或许无法执行对我们敌人的处决，例如像波科克这类人，可是有一件事我们输不起，那就是惩罚我们自己的叛徒。
有些同事获准担当叛徒的角色，为的是打进那些奇迹之城，在那里对真正的叛徒执行我们的判决。
事实上，我们让自己变得十分可怕，让出卖我们比效忠我们更危险。
这场革命很大程度上带有宗教特征。
我们在革命的圣殿敬拜，那里是自由的圣殿。
那神圣的光辉普照着我们。
男人和女人们把生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而新生儿也被确保参加革命，就像以前确保他们为上帝服务一样。
我们是热爱人类的人们。
艾伯特·波科克是早期另一名臭名昭著的罢工破坏者，他直到死前都成功地将全国矿工死死地困在他们的工作上。
他的儿子刘易斯·波科克继承了他的工作，他们家连续五代人都出色地镇压了煤矿工人。
人们这样描述被称作波科克一世的老波科克：“一个细长的脑袋，上面裹着半圈棕灰色的头发，颧骨高高突起，下巴很宽......脸色苍白，灰色的眼珠没有神，嗓音刺耳，性情慵懒。”
他生于一个卑微的家庭，从做酒保起家。
接着，他成了一个有轨电车公司的私家侦探，凭借一连串的动作逐渐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罢工破坏者。
波科克五世是这一线家族成员的最后一位。在印第安人保留区的一次小型矿工起义中，他被放置在水泵房里的炸药炸上了天。
这事发生在公元2073年。
这些战斗团队或多或少模仿了俄国革命时期的战斗组织。无论铁蹄如何坚持不懈地打击，这些战斗团队仍然坚持存在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
战斗团的成员，无论男女都受到崇高目标的激励，毫不畏惧死亡。它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并缓和了统治者野蛮的暴行。
他们的工作不只限于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与寡头政治的间谍交手。
寡头政客们自己也不得不服从战斗团的裁决。时常，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地位较低的寡头政客、军队的军官和工人特权阶级的领导者也是如此。
这些有组织的复仇者们执法相当严苛，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审判时不夹杂一丝个人情感，且完全依照法律程序。
他们从不草率断案。
当一个人被抓获，他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并且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出于客观需要，很多人的审判和定罪是由他人代理的，正如兰普顿将军一案。
这个案件发生在公元2138年。他很可能是铁蹄所有雇佣兵当中最为嗜血凶残的一个。他接到了战斗团的通知，告知他已受到审讯。战斗团认定他有罪，并对他判处死刑。这是三次警告他停止对无产阶级的残忍迫害之后的事。
被定罪之后，他在自己身边安置了无数的保护设施。
多年以来，战斗团一直未能执行他们的判决。
一名又一名同志，无论男女，都没能完成他们的任务，并被寡头政治残忍地处死了。
正是兰普顿将军一案使得把囚犯钉上十字架重新成为合法的处决手段。
但是最后，这个罪人死在了一个名叫马德琳·普罗文斯的十七岁柔弱少女手里。为了达到目的，这个少女在他的豪宅里当了整整两年家庭裁缝。
在遭受了长期的严刑拷打之后，她死在了单独拘禁的牢房里。但是今天，她不朽的铜像屹立在了奇迹之城——塞勒斯的大同世界纪念堂里。
我们这些从未经历过流血牺牲的人们，不应该苛刻地去评判战斗团中的英雄们。
他们为了全人类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达到目标甘愿牺牲一切，而在那个血腥的时代，无法改变的事实逼他们做这些血淋淋的事。
战斗团成了铁蹄永远拔不掉的眼中钉、肉中刺。
埃弗哈德是这支与众不同的部队的创始人，它的各项成就以及经历三百年不衰的事实都证明了他出众的组织才能。他也为后世的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某些方面来说，除了他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作为革命总领导人所做的工作之外，组织了战斗团一事可以看作他最伟大的成就。
第十七章 鲜红的号服
在农民协进会所控制的那几个州被打垮后，国会中的农民协进会会员都消失了。
他们被判为叛国罪，他们的位置随即被铁蹄的人控制了。
社会党人成为可怜的少数派，他们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参议院和众议院成了空壳和笑话。
公共问题还是依照老方式，在一本正经的辩论后作出决定。但事实上，这一切所作所为无非是把寡头政权的命令打上法律程序的标签。
终局来临的时候，欧内斯特正在努力地战斗着。
当时正在辩论救助失业人员的法案。
之前一年的艰难时局把广大无产阶级推到了饥饿线之下，长时期大范围的混乱局势又使他们陷得更深。
当寡头政客和他们的支持者享用着剩余财富时，数百万人民却在忍饥挨饿，我们把这些可怜的人叫做“深渊中的人民”。为了减轻他们的巨大痛苦，社会党人提出了救助失业人员的法案。
但铁蹄并不喜欢它。
它打算用自己的方法来安排这几百万人的工作，但它的方法与我们的不同，所以，它下令在投票中否决我们的法案。
欧内斯特和他的同事知道他们的努力没有用，可他们早已厌倦了焦虑。
他们希望发生点什么事。
他们一事无成，只希望这场他们被迫参与进去的立法闹剧赶紧结束。
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灾难性的结局。
那天，我坐在走廊上。
我们都知道将要发生一些可怕的事。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这从站在走廊上的一排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聚集在众议院门口的军官就可以看出来。
寡头政治就要动手了。
欧内斯特正在讲话。
他讲述着失业人员承受的痛苦，好像想用某种疯狂的方法打动他们的内心和良知。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们都嘲笑他，奚落他，会场一片骚动和混乱。
欧内斯特突然把话题一转。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不能打动你们，”他说，“你们的灵魂无法被感动。
你们这些没有骨气的软蛋。
你们不知羞耻地称自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没有什么共和党。
也没有什么民主党。
在这众议院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和党员和民主党员。
你们是马屁精和帮凶，是财阀阶级的人。
你们啰唆地引经据典，讲着你们对自由的热爱，而你们却穿着铁蹄给你们的鲜红的号服。”
说到这里时，“让他停下！让他停下！”的喧闹声淹没了他的声音。他倨傲地站在那里，直到那些喧闹声自己平息下来。
他挥手召集所有的人，转身对自己的同志们说：
“听听这些吃饱了的畜生的叫唤吧。”
混乱再次爆发。
议长敲着桌子要大家安静，用期待的眼神望着门口的那些军官。
有些人在喊：“造反了！”一个纽约的胖议员开始对欧内斯特喊着：“无政府主义者！”
欧内斯特看起来很不悦。
他的每一根战斗神经都在颤动着，他的脸像一只战斗中的动物，可他还是冷静而镇定。
“记着，”他用压倒一切喧嚣的声音说，“你们现在对无产阶级仁慈一些，有一天，无产阶级也会对你们仁慈的。”
“造反！”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叫喊声加倍了。
“我知道你们不会投票支持这个法案，”欧内斯特继续说着，“你们收到了你们的主人投反对票的命令。
可你们还叫我无政府主义者。
你们摧毁了人民的政府，却还在公共场合不知羞耻地炫耀自己仆人的身份，叫我无政府主义者。
我不相信地狱之火和硫磺，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很遗憾自己没有这种信仰。
不，在这种时候，我几乎真的要相信了。
当然，地狱肯定是有的，因为没有比地狱更有可能充分惩罚你们罪行的地方了。
只要你们还存在，宇宙间就绝对少不了地狱之火。”
门口有什么动静。
欧内斯特、议长，还有所有议员们都往那边看。
“议长先生，为什么不叫你们的士兵进来，吩咐他们做事？”欧内斯特问，“他们会迅速按你们的计划行事。”
“他们在执行别的任务，”对方反驳道，“这就是为什么有士兵在场。”
“我猜，是我们的计划，”欧内斯特讥讽道，“暗杀或者诸如此类的计划吧。”
可“暗杀”这个词刚说出口，人们又开始嚷嚷起来了。
欧内斯特的声音听不见了，可他还是站着，等待喧闹平息。
然后，事情发生了。
我从我坐着的走廊上只看见了爆炸的火光。
轰隆的爆炸声充斥着我的耳朵，我看见欧内斯特在一阵浓烟之中摇晃了一下，倒了下去。接着，士兵们从所有通道冲进来。
他的同事都站着，愤怒至极，什么粗暴的事都会做得出来。
可欧内斯特稳了一会儿，挥手示意他们安静。
“这是个阴谋！”他洪亮的声音警告着他的同事，“什么也别做，否则你们就完蛋了。”
然后，他慢慢地倒下了，士兵们抓住了他。
接下来，士兵们赶走了走廊上的人，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虽然他是我的丈夫，但他们不许我见他。
我刚一说出我是谁就马上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所有社会党议员都被捕了，包括那个不幸的辛普森。当时他得了伤寒，正躺在旅店里。
审判迅速而简捷。
这些人的命运就这样定了。
奇怪的是，欧内斯特没有被处以死刑。
这是寡头政权的失误，一次代价很高的失误。
可那几天里，寡头政治过分自信。
它被成功冲昏了头。它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小部分的英雄会有如此大的力量，足以让他们的根基动摇。
当明天的大起义爆发时，整个世界都将回荡着千百万人民的脚步声。当寡头政治意识到这些英雄已凝聚起如此强大的力量时，为时已晚。
作为一名革命者，作为一名了解革命人士的希望、恐惧和秘密计划的内部人物，我是有资格回应那条说他们在国会引爆炸弹的指控的。
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有这个资格。我可以坦率地，毫无限制和怀疑地说，国会内外的社会党人与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谁扔的炸弹，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没有扔。
另一方面，还有证据可以证明铁蹄该对这件事负责。
当然，我们无法证明。
我们的结论仅仅是推测。
可我们的确知道这些事实。
政府的间谍已经向众议院的议长报告，说社会党人计划实施恐怖行动，而且他们已经决定了动手的日子。
这一天正是爆炸的那一天。
因此，国会大厦预先安排了军队。
既然我们对这个炸弹一无所知，而且这炸弹真的爆炸了，加上当局已经提前部署好了应对爆炸的措施，那么，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铁蹄知道这件事。
而且，我们控诉铁蹄是这件事的元凶。是它计划并发动了这场混乱，为的是嫁祸于我们，好让我们灭亡。
众议院议长把警告泄露给了众议院中所有穿鲜红号服的走狗。
他们都知道，在欧内斯特讲话时会发生暴力事件。
公平地说，他们真的相信这件事是社会党人干的。在审讯中，有人还是怀着这种想法。
他们作证说看见欧内斯特准备扔炸弹，只是炸弹爆炸得太早了。
当然，他们没有看到这种事。
一些恐惧的狂热想象让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仅此而已。
在审讯时，欧内斯特说：“要是我想扔炸弹，我竟然会选这么一个没有杀伤力的小鞭炮来扔，这合乎情理吗？里面的火药根本不够。
它产生了很多烟，可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受伤。
炸弹就在我脚边爆炸，可却没有炸死我。
相信我，我想扔炸弹的时候，一定会造成伤害的。
我的炸弹里绝不会只是一些烟雾。”
控方反驳说，炸弹的威力不够是社会党人的疏忽，就像因为欧内斯特太过紧张而脱手，使得炸弹过早爆炸一样，都是疏忽。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一些国会议员作证说，他们看见欧内斯特失手把炸弹扔掉了。
至于我们自己，没有人知道这炸弹是怎么扔的。
欧内斯特告诉我，爆炸前一瞬间，他同时听到并看到炸弹掉到他脚边。
他在审讯时说明了这一点，可是没人相信他。
除此之外，整个事件，用一句流行语来说就是“经过炮制”。
铁蹄已经决定要消灭我们，这是躲不掉的。
有一句话说，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
我开始怀疑这句话了。
十九年过去了，尽管我们不知疲倦地努力，但还是没找到扔炸弹的真凶。
不用怀疑的是，这肯定是一名铁蹄的间谍，可是他始终没有被找到。
我们从来没有找到关于他身份的任何线索。
现在，过去了这么久，我们别无他法，只好把这件事当作历史上的一个疑团了。
19世纪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数百万的当地居民因饥饿而死，而统治者们剥削了人们辛苦工作的成果，并把这些财富花费在华丽的虚饰和其他的大蠢事上。
在这个文明的时代，我们必然会为我们祖先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
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富有哲理的。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进化中的资本主义阶段与从前人类处于猴子阶段时是一样的。
人类只有经历了那些阶段后，才能从低等有机生命的泥沼之中站起来。
身上难免会沾上许多泥巴，而且不容易甩掉。
“深渊中的人民”这一说法是在19世纪晚期由H. G. 韦尔斯这个天才首先提出的。韦尔斯是一名社会学先知，理智而正常，还是一位热心的人。
他的部分作品传到了我们手中，而他最伟大的著作中的两部——《预感》和《创造中的人类》也完好地传到我们手里。
在寡头政治以前，也是在埃弗哈德之前，韦尔斯就已经预测了奇迹之城的建立，只是他在作品中称它们为“快乐之城”。
阿维丝·埃弗哈德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叙述只会在她的时代被读到，因此没有提到叛国罪判决的结果。
在手稿中还能发现许多其他类似的令人不解的省略之处。
五十二名社会党议员被审判了，所有人都被判有罪。
说来奇怪，竟然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
埃弗哈德和其他十一个人，包括西奥多·唐耐森和马修·肯特，被判终身监禁。
其余的四十人均获刑三十年到四十五年不等。
而手稿里提到过，阿瑟·辛普森在爆炸的那段时间得了伤寒，因此只被判处十五年监禁。
按照惯例，他饿死在单独的囚室中。但他们却把这种虐待解释为他的坚决不妥协，以及他对所有为专制制度服务之人的暴躁而笨拙的憎恨的结果。
他死在了古巴的卡瓦尼亚斯，那里还关着他的三名同志。
这五十二名社会党议员被分散关押在美国各地的军事堡垒之中。
但是，杜波依斯和伍兹被关押在了波多黎各，埃弗哈德和梅里韦瑟被关押在阿尔卡特拉兹监狱，旧金山湾的一个长期被用作军事监狱的岛上。
阿维丝·埃弗哈德得活上好几个世代才能见到这个谜团水落石出。
不到一百年以前，也就是她死后六百多年的时候，在梵蒂冈的秘密档案室中发现了佩尔维斯的忏悔记录。
或许讲讲这个不为人知的文件也不错，但它基本上只能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
佩尔维斯是一个法国裔美国人，公元1913年时，他正在纽约市图姆斯监狱因谋杀案候审。
从他忏悔的言辞之中，我们发现他并不是罪犯。
他是个热血、充满激情又感情丰富的人。
在一次，他因嫉妒而失控发狂，失手杀害了他的妻子——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寻常的事情。
佩尔维斯被死亡的恐惧所占据，这一切在他的忏悔中表露无遗。
为了逃避死亡，他什么都愿意做。而且，警务人员为了让他有所准备，还确定地告诉他，他几乎肯定会在法庭上被定罪为一级谋杀。
在那个时代，一级谋杀是重大的过错。
犯罪的男人和女人都会被安置在一张特制的死刑椅上，在能干的医生的监督之下被电流电死。
这种方式叫做电刑，在当时相当流行。
麻醉死刑，作为一种强制处死的方法，是在后来才被采用的。
这个表面残忍内心善良的人当时正躺在监狱里等死，但铁蹄的爪牙说服了他，让他去众议院扔炸弹。
他在忏悔中明确地说，人家告诉他这个炸弹威力很小，不会伤人性命。
这一点完全符合事实——炸弹里装的火药不多，在埃弗哈德脚下爆炸也没有伤了他的性命。
佩尔维斯被偷偷送进一个看起来因维修而关闭的走廊里。
他本来应该看准了时机扔出那个炸弹，可是他天真地承认道，当时他对埃弗哈德激昂的演说和因此引发的大混乱很感兴趣，险些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不但被从牢里放了出来，还拿到了一笔足够享用一生的酬金。
这笔钱他并没有享用多久。
公元1914年9月，他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折磨了三天。
就在那时，他找来了天主教的 彼得·德班神父，向他忏悔。
神父认为这次忏悔似乎十分重要，因此拿笔把它记录了下来，还要求发誓。
此后发生的事我们只能猜测了。
这份文件当然十分重要，于是被送往罗马。
肯定有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这份文件被压了下来。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这份文书存在的线索。
直到上个世纪，意大利杰出的学者罗比亚在梵蒂冈做研究时，才偶然地发现了这份文件。
今天看来，铁蹄无疑该对1913年众议院炸弹爆炸事件负责。即使佩尔维斯的忏悔记录永远不被发现，这件事也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余地。看看我们所说的那些行为，也就是把五十二名国会议员关进监狱的行为，与寡头政治和之前的资本家们的其他无数行为如出一辙。
公元19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针对所谓“干草市场无政府主义者”的屠杀事件，这是利用法律残忍而荒唐地践踏无辜人民的典型例子。资本家故意焚烧破坏资产阶级自己的财产，真是独具一格。
因为这些财产的损失，无辜的人经常受到处罚，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捏造不实之罪”。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资本家和西部矿工联盟在劳资纠纷的问题上，都采用了类似但更为血腥暴力的办法。
独立镇的火车站被资本家的特务们炸毁了。
炸死了十三人，还有很多受了伤。
紧接着，控制着科罗拉多州的立法和司法部门的资本家们控告矿工策划了这起爆炸，并差点把矿工们定了罪。
罗曼尼斯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个工具。和佩尔维斯一样，资本家的特务找上他时，他正躺在另一个州——堪萨斯州的监狱里等待审判。
但是，和佩尔维斯不同的是，罗曼尼斯的忏悔记录在他生前就被公布了出来。
此后，在同一时期又出现了莫耶和海伍德的案子，他们两人都是强壮而无畏的工人领袖。
他们一个是西部矿工联盟的主席，另一个是秘书。
爱达荷州前任州长被神秘谋杀。
当时，社会党人和矿工们公开指控矿主，认为矿主是罪魁祸首。
然而，爱达荷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州长通过阴谋违反了国家和各州的宪法，绑架了莫耶和海伍德，将他们投进监狱，并控告他们谋杀。
正是这件事引得当时的美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尤金·V. 德布兹说出了下面一席话：“凡是不愿受贿且不受威胁的工人领袖一定会遭到暗算和谋杀。
莫耶和海伍德的唯一罪状就是，他们坚定不移地效忠于工人阶级。
资本家们已经盗走了我们的国家，腐化了我们的政治，玷污了我们的司法，骑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而现在，他们甚至想谋害不愿卑躬屈膝地受制于他们野蛮统治的人。
科罗拉多州和爱达荷州的州长们只不过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也就是那些财阀阶级的命令罢了。
这是一场工人阶级对抗财阀阶级的斗争。
只要他们先下狠手，我们一定会斗争到底。”
第十八章 隐居索诺玛
在这段时期，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在牢里关了六个月，虽然并没有被指控什么罪名。
我是一个嫌疑犯——这是一个可怕的词，所有革命者马上就会知道。
可我们自己的早期秘密组织也开始行动了。
在我被关押快两个月时，有一个狱警向我透露他是一名与组织有联系的革命者。
就这样，我们的组织正像蜘蛛织网那样悄悄地潜入寡头政治的组织中去。
同时，我一直能接触到监狱外发生的事情。
此外，每个被监禁的领袖都与那些伪装在铁蹄外衣下的勇敢同志们保持着联系。
尽管欧内斯特身在三千英里外的太平洋海岸的监狱里，但我并没有与他断了联系，我们定期互通信件。
监狱内外的领袖们都能够参与讨论并指挥战斗。
在几个月内让他们中的一些越狱是有可能的，但既然证实了监狱不能阻止我们的活动，我们决定避免任何不成熟的举动。
五十二名国会议员被关在监狱里，还有我们足足三百多位领袖。
我们计划一次性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要是只有一部分人逃离，那么寡头政客恐怕会提高警惕，防止其余的人逃脱。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一次全国性的同时越狱行动会对无产阶级的心理产生巨大影响。
这会展示我们的力量并增加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这样安排：在我第六个月末刑满释放后，我就藏匿起来，为欧内斯特准备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
要藏匿起来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旦我重获自由，铁蹄的间谍就会开始跟踪我。
所以我必须摆脱他们，并且成功回到加利福尼亚。
完成这件事的方法很可笑。
尽管仿照俄国的通行证制度已经开始实施。
可我还是不敢以自己的真面目横穿这片大陆。
要是我想再见欧内斯特就必须完全改头换面，因为他逃出来后，如果有人跟踪了我，他就会又一次被捕。
再说，我不可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无产阶级来行动。
剩下的只有装扮成寡头政治的一员这一条路了。
虽然寡头政权的首脑没几个，可低一等的寡头政客却多如牛毛，比如说威克森先生——这些人身价几百万，依附于寡头政治的首脑。
这些次要寡头政客的妻子女儿多得数不清，所以我决定伪装成她们中的一个。
要是在几年后，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行证制度变得很完善，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登记在册，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有记录。
当时机成熟，我就把那些间谍甩掉了。
一个小时后，阿维丝·埃弗哈德不存在了。
当时，一位费利丝·范弗迪根与两个女仆和一条哈巴狗，还有另一个照顾狗的女仆一起钻进一辆普尔曼车的休息室，几分钟后便往西疾驰而去。
那三个陪同我的女仆都是革命者。
两个是战斗团的成员，第三个是格雷丝·霍尔布鲁克——她第二年加入了一个战斗团队，六个月后被铁蹄处死了。
她就是照顾哈巴狗的那个女仆。
另外两个中，伯莎·斯托尔在十二年后失踪了，而安娜·罗伊尔斯顿还活着，并在革命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毫无惊险地穿越美国，到了加利福尼亚。
当火车停在奥克兰第十六街车站时，我们下了车。就在那里，费利丝·范弗迪根和她的两个女仆、一条哈巴狗，还有照顾哈巴狗的女仆一起永远消失了。
那些女仆由可靠的同志带走了。
其他的同志负责照顾我。
下火车后半个小时之内，我就上了一艘小渔船，航行在旧金山湾的水面上。
风向不定，我们漫无目的地漂了大半个晚上。
但我看到了关押着欧内斯特的阿尔卡特拉兹的灯火，想到我离他很近，便觉得很安慰。
渔夫们划着船，黎明时分，我们到达了马林岛。
我们在这里躲了一天。当天晚上，顺着涨潮和清风，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穿过了圣巴勃罗湾，然后朝着佩塔鲁玛河进发。
那儿早就准备好了马匹，还有另外一位同志也在。我们毫不延误，披星戴月地赶路。
我看到北方的索诺玛山若隐若现，我们正朝着它奔去。
离开索诺玛老镇后，我们向右拐，朝山麓间的峡谷前行。
马路变成了林间小路，林间小路又变成了羊肠小道。羊肠小道越来越窄，最终在山中的草地上消失了。
我们直直奔上了索诺玛山。
这是一条安全的线路。
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踪。
天色渐亮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北面的坡顶。在灰色的晨光中，我们穿过茂密的丛林下山，来到了长着红杉树的峡谷中。山谷很深，即将离去的夏天吹来温暖的气息。
这是我熟知和喜爱的旧地，很快我就成了向导。
这处藏身之所是我的。
我挑选了它。
我们放下栅栏，穿过一片山地草原。
然后，我们走过一处低矮的、长满橡树的山脊，下山到了一片较小的草地。
我们又翻过一座山脊，从红枝的浆果鹃和深红的熊果树下穿过。
当我们爬山的时候，第一缕晨光照射到我们的背上。
一大群鹌鹑在树林间穿梭。
一只个头很大的长耳大野兔横穿过我们路，它迅速而安静地跳跃着，仿佛一头小鹿。
随后出现了一头鹿。那是一头犄角有很多分叉的雄鹿，脖子和肩膀反射着金红色的阳光。它抢在我们前面越过了山脊，然后不见了。
我们跟着它的路线走了一段，接着选了一条它不屑于走的曲折小道，来到水塘边的一片红杉树林。山侧的矿物质让那个水塘的水变得浑浊了。
我很熟悉这条路。
我的一个作家朋友曾是这个牧场的主人，他后来也成为了一名革命者。但比我更加悲惨的是，他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死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他还活着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选中的这个秘密的藏身之所。
因为景色秀美，他买下了这片牧场，并为此付了一大笔钱。这让当地的农民大为不满。
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讲着他们如何时常对这价格惋惜地摇头，傻乎乎地在心里算一算，然后对他说：“但是你在上面赚不到百分之六的利润啊。”
但现在，他死了，牧场也没有留给他的子孙。
可它现在偏偏成了威克森先生的财产。他拥有索诺玛山整个东面和北面的山坡，从斯普雷克尔斯的产业直到作为分界点的贝内特山谷。
他把这片土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鹿苑。在那里，鹿几乎能发挥出原始的野性，奔跑在这几千亩美丽的山坡、树林和峡谷之间。
这片土地从前的主人们被赶走了。
为了给鹿让出空间，就连一个州立精神病院也被拆除了。
更妙的是，威克森的狩猎小屋离我们的藏身之处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这非但不危险，反而更加安全。
我们正藏身在一个二流寡头政客的庇护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铁蹄的间谍们做梦也想不到要来威克森的鹿苑找我，还有之后和我在一起的欧内斯特。
我们把马栓在池塘边的红杉树林中。
从一棵腐烂的空心枯树后的隐蔽处，我的同伴拿出了许多东西——一袋五十磅的面粉、各种罐头食品、厨房用品、毯子、一块防水帆布、书本和书写工具、一大叠信件、一罐五加仑的火油、一个烧油的炉子，还有最重要的——一大卷结实的绳子。
供给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我们要跑好几次才把它们运到了避难所。
但那个避难所很近。
我拿着绳子领路，穿过藤蔓纠缠的树林和长满树木的小山丘之间的灌木丛。
树林在一条溪流陡峭的岸边突然到了尽头。
这是一条小溪，源头是泉水，就算在最酷热的夏天也不会干涸。
周围四面都是高高的树木丛生的山丘，有一大群，像是被一个巨人用手随意地甩到那里了似的。
那里面没有岩床。
它们凭空拔起有几百英尺高，全部由红色的火山灰堆成，那就是著名的索诺玛红土。
这条小溪就在这些山丘间冲击出一条深邃陡峭的河道。
我们往下爬了好大一段才到达河床，到达河床之后，我们又往下游走了大约一百尺。
随后，我们来到了那个大洞。
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那里存在一个洞，而它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所说的洞。
从紧紧交错的荆棘和树枝中爬过，人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到达洞边，透过一层绿色的屏障往下看就是那个洞了。
这个洞长宽都有两百英尺，深度也有一百英尺。
可能是由于在形成小山丘的时候引起的断层，当然还得加上水流的肆意侵蚀，经过数百年的冲刷形成了这个洞。
洞里看不到一块泥土。
里面全部覆盖着植物，从细小的掌叶铁线蕨和金背蕨到高大的红杉树和道格拉斯冷杉。
这些大树甚至从洞壁伸了出去。
一些植物以四十五度的大角度靠在洞壁上，虽然大多数都从几乎垂直的柔软土质的洞壁上直直地往上生长。
这真是个完美的藏身之地。
从来没有人来过这里，即使是格伦·艾伦村的孩童都没有。
要是这个洞出现在一个一英里或者几英里长的峡谷底，那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
可这不是峡谷。
这条小溪从头到尾不过五百码长。
小溪发源于离洞三百码处一片平坦草地末端的一个泉眼。
在洞的下方一百码处，这条小溪流进了宽广的平原，汇入主流，流过起伏的、绿草覆盖的土地。
我的同伴把绳子的一端绕在树上，另一端牢牢地绑在我身上，把我放了下去。
不一会儿，我就到了谷底。
只用了一会儿，他就把所有从那个隐蔽处运来的东西放下来给我。
他把绳子收上去藏了起来，临走时还往下面对我高兴地说了声再见。
在我继续往下写之前，我想简短地讲一下这位同志。约翰·卡尔森是一位平凡的革命者，是无数忠诚可靠的革命者中的一员。
他为威克森做事，在狩猎小屋附近的马厩干活。
事实上，我们翻越索诺玛山用的就是威克森的马。
约翰·卡尔森看守这个避难所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深信，任何时候，他的大脑里都不曾出现过一点点不忠诚的念头。
他脑子里绝没有想过背叛信任他的人这回事。
他很迟钝，迟钝得让你不由得产生疑问，革命对他来说怎么会有任何意义。
可是，对自由的热爱在他那懵懂的心里昏暗却又生生不息地燃烧着。
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既不轻浮又不富于想象的确是一件好事。
他从来没有失去过理智。
他可以遵守命令，既不好奇又不多嘴。
我曾经问过他是怎么成为一名革命者的。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士兵，”他回答，“那是在德国。
在那里，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参军。
所以我也加入了军队。
那里还有另一个士兵，也是个年轻人。
他的父亲是你们所谓的煽动者，他父亲入狱是因为犯了叛乱罪——也就是你们说的，揭露了德国君主的真相。
这个年轻人——他的儿子，对我讲了许多关于人民、工作和资本家掠夺人民的事。
他使我用新的方式看问题，于是我成了社会主义者。
他的话十分正确而中肯，我从没有忘记过。
我来到美国后就四处找寻社会主义者。
我成为了这个部门的一员——那时还叫作社会劳动党。
后来，党分裂了，我加入了当地的社会党。当时，我在旧金山的一家车马行里工作。
那是在大地震之前。
我尽职地工作了二十二年。
我现在还是党员，我还在尽责，虽然现在的一切都是非常保密的。
我会一直尽我的责任。当合作的共和国到来的时候，我会十分高兴的。”
只剩我自己后，我便在油炉上做早餐，布置我的家。
在清晨或者是夜晚天黑以后，卡尔森经常偷偷下到这个避难所来工作几个小时。
我的家最初只是那块帆布。
后来，支起了一顶小帐篷。
再后来，等我们确定这里非常安全之后，就盖起了一座小房子。
即便有人碰巧经过，从这个洞的边缘往下看，也完全看不见这座房子。
这个隐秘处所里茂盛的植物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再说，这房子是靠在垂直的墙壁上建造的。
就在这面墙壁上，我们挖了两个小房间。房间用坚实的木材支撑着，排水通风都很顺畅。
哦，相信我，我们有许多舒适的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当德国恐怖主义者比登巴赫和我们躲在一起时，他安装了一种除烟装置，让我们在冬天的夜里可以在烧得噼啪响的火堆旁取暖。
在这里，我必须为这个性格温和的恐怖主义者说句话。在革命同志中，没有谁比他受到的误解更可怕。
比登巴赫没有背叛革命事业。
他也没有像普遍认为的那样被同志们处死。
这个谣言是寡头政权的手下散布出来的。
比登巴赫同志有些心不在焉，也有些健忘。
因为他把暗号忘了，所以在卡梅尔的一处避难洞穴被我们的守卫枪杀。
这完全是个令人难过的误会。
说他背叛了他的战斗团也绝对是个谎言。
再也没有比他更忠诚地为革命事业工作的人了。
十九年来，我选的避难所就几乎一直住着人。在这整个时期内，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被外人发现过，只有一次例外。
而且它离威克森的狩猎小屋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离格伦·艾伦村也只有短短一里路。
我总是可以听到早班和晚班火车进出站的声音，也经常靠砖厂的汽笛声来对表。
这一荒唐的画面很好地描绘了统治者残酷的暴行。
人们正在挨饿，而哈巴狗却还有仆人伺候着。
这是阿维丝·埃弗哈德认真的伪装。
生存与死亡以及革命事业都在考虑之中，因此，这种画面必须做成让人能够接受的真实样子。
它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释。
普尔曼车指的是当时一种更为奢华的轨道车，以它的设计者的名字命名。
尽管一直身处难以想象的危险之中，安娜·罗伊尔斯顿还是活到了九十一岁高龄。
如同波科克家族的人藐视战斗团派去的行刑人员一样，她也无视着铁蹄派来的刽子手。
她仿佛有神明护身，在危机和警报中走向成功。
她自己就是战斗团的一名行刑人员，被人称作“红色处女”，成为了革命中鼓舞人心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她已经是六十九岁的老妇人时，她还成功射杀了由武装人员护送的“嗜血”霍尔克里夫，并毫发无损地逃脱了。
最后，她在奥扎克山中的一处革命党秘密避难所里寿终正寝。
搜索传到我们手上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资料，我们都找不到任何关于这里提到的比登巴赫的线索。
除了埃弗哈德的手稿之外，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他。
如果好奇的旅客从格伦·艾伦转向南行进，他会发现自己走在一条与七个世纪以前的道路相同的大道上。
离开格伦·艾伦四分之一英里，走过第二座桥之后，就可以看到右边有一座峡谷，就像一道伤疤跨过起伏的山地，伸向那一群长满树木的小山丘。这个峡谷是古代私有地的遗址。
在土地私有制的时代，这个峡谷穿过一位名叫肖韦的人的土地。肖韦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法国先驱者，在那虚构的黄金时代中，他从他的祖国来到了这里。
这里树木茂密的小山丘与阿维丝·埃弗哈德所指的相同。
公元2368年的那次大地震震塌了其中一座山丘的一侧，山石倒进了埃弗哈德夫妇避难的那个洞里。
从这部手稿被发现起，发掘工作就一直进行着。那座房子、那两间洞屋，以及所有因长期居住而积累下来的垃圾都被发掘了出来。
我们找到了很多有价值的遗迹，其中最奇怪的就是叙述中提到的比登巴赫做的除烟装置了。
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学生们应该读一读阿诺德·本瑟姆即将出版的小册子。
从生长着茂密树木的小山丘向西北一英里处是野水河与索诺玛河的交汇处，那里是延龄草小屋的遗址。
顺便提一下，你可能发现了，野水河以前叫格雷厄姆河，早期当地的地图上也是这么写的。
但是后来的名字保留了下来。
阿维丝·埃弗哈德正是在延龄草小屋里住了一小段时间。她当时伪装成一名铁蹄的间谍，这让她能够安全无虞地周旋于人与事之间。
当时允许她住进延龄草小屋的官方批示仍记录在案，签字同意的是一个不逊于威克森的人，也就是手稿中说的二流寡头政客。
第十九章 改头换面
“你必须改头换面，”欧内斯特写信对我说，“你必须消失。
你一定要变成另外一个女人——不仅换掉你穿的衣服，还有你外表下的内心。
你必须改头换面，甚至让我都认不出你——你的声音、你的姿态、你的习惯、你的举止、你的步伐，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
每天，我都要花几个小时练习把从前的阿维丝·埃弗哈德永远埋藏在另一个女人体内——我叫她另一个我。
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仅仅在说话的声调这个细节上，我几乎永远都在练习，直到那个新的自我的声音固定下来，可以脱口而出。
这种自动认为自己是某个角色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你必须熟练到甚至能骗过自己的程度。
这就像学一门新语言，例如法语。
开始时，讲法语是自觉的，要用意念控制。
学生用英文思考，然后翻译成法语；或者是读法语，但要翻译成英语才能理解。
后来，基础打牢了，这个学生就会自动地用法语阅读、写作、思考，完全不必依赖于英语。
我们的伪装也是一样。
我们也必须练习，直到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现实，直到有一天，我们需要小心而有力地运用意志才能恢复成原来的自己。
当然，开始的时候有过很多非常粗笨的尝试。
我们在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发现。
但工作正在各处展开，艺术大师正在成长，我们正在积累大量的技巧和应急措施。
这一套经验成了世代相传的教材，是所谓的革命学校课程中的一部分。
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失踪了。
他之前会定期寄信给我，现在突然停止了。
他也不再出现在我们贝尔街的房子那一带。
我们的同志们四处寻找他。
我们通过特务机关找遍了全国所有的监狱。
可他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被大地吞噬了一样，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关于他的任何线索。
我在避难所孤单地度过了六个月，可那六个月并不空虚。
我们的组织在迅速地发展，总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要做。
欧内斯特和其他领袖在监狱中决策好了一切，然后就靠监狱外面的我们去实施了。
我们要组织口头宣传网，建立我们的间谍系统和它的一切分支机构，设立我们的秘密印刷厂，还要建造我们自己的地下铁路网，而这就意味着要把我们数不清的避难所连接起来，而且还要在遍布全国的避难所链条中脱节的地方建立一些新的避难所。
所以我说，工作永远也做不完。
六个月后，两位新同志的到来结束了我孤独的生活。
那是两个年轻的女孩，勇敢而且热爱自由。她们是于1922年失踪的洛拉·彼得森和后来嫁给了杜波依斯的凯特·比尔斯。凯特·比尔斯到现在还和我们在一起，举头望着那预示着新时代的明天的太阳。
这两个女孩是在极其紧张、危险和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危急关头被送来的。
在送她们过圣巴勃罗湾的渔船上有一个间谍。
他是铁蹄的手下，他成功地伪装成了一名革命者，深深地刺探到了我们组织的秘密。
毫无疑问，他是在跟踪我，因为我们早就得知，我的失踪已经使得寡头政治的特务机关深感担忧。
幸运的是，结果证明，他还没有把他的发现透露给任何人。
他明显延迟了报告，他更希望等到发现我的避难所并抓到我，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之后再说。
他同他得到的情报一起死去了。
等到那两个女孩在佩塔鲁玛河上岸换成骑马后，他找了个接口成功离开了船。
在索诺玛山上走了一段后，约翰·卡尔森让女孩们领着他的马继续赶路，自己走路回去。
他已经产生了怀疑。
他抓住了那个间谍。接下来发生的事，卡尔森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把他干掉了。”卡尔森用他那无趣的方式描述这件事，“我把他干掉了。”他重复了一遍，眼里燃烧着阴沉的光，一双因为辛苦劳作而变了形的大手张开又有力地握紧。“他一声都没出。
我把他藏起来了。今天晚上，我会回去把他深深地埋起来。”
在那个时期，我经常对我自己的改变感到惊奇。
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可能曾经在大学城里度过一段安逸平静的生活，而我似乎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对暴力和死亡的场面习以为常的革命者。
这两者总有一个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真的，一个是梦，可哪个是真的，哪个又是梦呢？难道现在躲在洞里的革命者的生活是个噩梦吗？或者难道我真的是一个革命者，在某地以某种方式梦见自己过去曾在伯克利生活过，从不知道有比茶会、舞会、辩论会和讲堂更加激烈的生活？
但后来我认为，所有聚集在人类大团结的红色旗帜下的人们都会有这样共同的经历。
我经常想起在另一段生活里的人们。很奇怪，他们时不时会在我的新生活里出现，然后又消失。
例如莫尔豪斯主教。
在我们的组织发展起来之后，我们找过他，可是没有找到。
他从一家疯人院被转到另一家疯人院。
我们跟踪着他，从纳帕的州立疯人院到斯托克顿的那家，又从那里跟到圣克拉拉谷的名叫阿格纽斯的疯人院。他的踪迹在那里消失了。
没有任何关于他死亡的记录。
他肯定是通过什么方法逃走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再见到他时会是如此可怕的情形——那是在芝加哥公社暴风骤雨般的杀戮中匆匆的一瞥。
杰克逊——那个在西拉纺织厂轧断胳膊，并促使我成为革命者的这个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们都知道他在死之前做了什么。
他始终没有加入革命者的队伍。
不幸的命运让他痛苦，满腹委屈又让他想不通，于是他成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一个有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仅仅只是一只野兽，被愤怒和复仇的欲望弄得发疯了的野兽。
他成功报了仇。
他躲过警卫，趁着晚上人们都睡着的时候，把潘顿威兹的豪宅炸得粉碎。
一个人都没有逃出来，连警卫都没有。
在监狱中候审的时候，他用床单把自己勒死了。
哈默菲尔德博士和巴林福德博士的命运与杰克逊截然不同。
他们一直忠于他们的主人，相应地，他们得到了华丽的教会建筑作为奖赏。他们住在那里，与世界和平共处。
他们两个都是寡头政治的辩护者。
他们两个都长得很胖。
“哈默菲尔德博士，”欧内斯特有一次说，“他成功地改良了他的形而上学，为的是给铁蹄赋予神的许可。他把许多对美的崇拜包括在内，还把黑克尔所描述的气态脊椎动物降格为一种不可见的幽灵。哈默费尔德博士和巴林福德博士的区别在于，后者把寡头政客的神变得更为气态，而不太像脊椎动物。”
彼得·唐纳利——我调查杰克逊一案时在西拉纺织厂里遇见的那个工贼的头目，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1918年，我出席了旧金山红色团的会议。
在我们所有的战斗团中，这是最强大、最残忍、最无情的一个。
它事实上不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
它的成员都是狂人，是疯子。
我们不敢鼓励这种精神。
再说，虽然他们不属于我们的一部分，但我们还是和他们友好相处。
那天晚上，我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去了他们那里。
在那二十来个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戴面具。
在我完成了那边的事务之后，他们中的一员领着我出去。
在一条光线很暗的路上，这个领路人划了一根火柴，凑在他面前，把面具拉到了后面。
我盯着彼得·唐纳利热情洋溢的面孔看了一会儿。
接着，火柴熄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是我，”他在黑暗中说着，“你记得达拉斯吗，那个管理员？”
我记起了西拉纺织厂里的那个一脸狡猾的管理员，点点头。
“恩，我先干掉了他，”唐纳利自豪地说，“然后我加入了红色团。”
“可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问，“你的妻子孩子呢？”
“死了，”他回答，“这就是原因。
不，”他匆忙地接着说，“这并不是为他们报仇。
他们平静地死在床上——病死的，你知道，一个接一个死去。
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束手束脚的。
现在他们离开了，我要报仇，为了我那被摧残的尊严。
我曾经是彼得·唐纳利，是工贼的头目。
但今晚，我是红色团的27号成员。
来吧，现在我带你出去。”
后来，我听到了更多他的事情。
用他自己的方法来看，他说家人都死光了的这件事是真的。
可是有一个还活着——蒂莫西。他的父亲认为他死了，因为他在铁蹄的雇佣军中服役。每个旧金山红色团的成员都保证每年处决十二个敌人。
达不到目的的惩罚就是死亡。
凡是没有达到数目的成员都会自杀。
这些处决不是随意的。
这一群疯子频繁会面，大批量地通过对寡头政治手下的恶劣分子和爪牙的判决。
然后通过抽签来分配处决人员。
事实上，那晚我去那里就是为了这样的一次审讯。
我们自己有一个同志，成功地在铁蹄特务机关的地方办公室里以书记员的身份潜伏了多年。他被旧金山红色团选中了，正在受审。
当然，他当时不在场，而且审讯他的人肯定也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一员。
我的任务就是为他的身份和忠诚度作证。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件事。
原因很简单。
我们的一名间谍是旧金山红色团的成员。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同样小心，我们有必要对这群疯子进行监视。
回到彼得·唐纳利和他的儿子上来。
唐纳利的工作做得很顺利，直到之后那年，他在处决名单上发现了蒂莫西·唐纳利的名字。
这个时候，他的家庭观如此强烈地占据了他的思想。
为了救他的儿子，他背叛了他的同志们。
他的行为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可是还是有十多个红色团的成员被处决了，这个团队几乎全军覆没。
为了复仇，幸存者把唐纳利杀了，这是他背叛的下场。
蒂莫西也没有活多久。
红色团成员发誓要处决他。
寡头政治千方百计地救他。
他被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三位红色团的成员牺牲了，却没能把他杀掉。
战斗团体全部由男人组成。
最后，他们依赖于一个女人——我们的一个同志。她不是别人，正是安娜·罗伊尔斯顿。
我们的核心集团不准她去，可她是有主见的人，根本无视纪律。
此外，她是个天才，而且很可爱，我们无论如何都永远无法用纪律来管束她。
她很独特，不能以一般革命者的标准来衡量她。
尽管我们不允许她去做这件事，可她还是去了。
现在的安娜·罗伊尔斯顿是个迷人的女人。
她所要做的只是对一个男人招招手。
她伤了我们许多年轻同志的心，还有其他许多她抓获的人的心。她拨动着他们的心弦，引导他们加入了我们的组织。
可是她坚决不结婚。
她十分爱孩子，可她却认为，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能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了，而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要安娜·罗伊尔斯顿去俘获蒂莫西·唐纳利的心简直易如反掌。
她不会良心不安，因为就在那时发生了纳什维尔大屠杀，唐纳利指挥的雇佣军可以说谋杀了城里八百位纺织工人。
可她没有杀死唐纳利。
她把这个犯人移交给了旧金山红色团。
这就发生在去年，现在她已经换了一个名字。
各地的革命人士都叫她“红色处女”。
后来，我遇到两个更熟悉的人——英格拉姆上校和范吉尔伯特上校。
英格拉姆上校在寡头政权中爬得很高，成为了驻德大使。
两国的无产阶级都恨他入骨。
我是在柏林遇见他的。在那里，我以一个公认的铁蹄国际间谍的身份露面，受到他的接待，并得到不少帮助。
顺便地，我可以说，我以这种双重身份成功地为革命事业做了一些重要的事。
范吉尔伯特上校开始被称作“咆哮的”范吉尔伯特。
他的重要作用是在芝加哥公社运动后起草了新法典。
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初审法官，他就因其残忍凶恶而被判处了死刑。
我是那些审判并判决他死刑的人之一。
安娜·罗伊尔斯顿执行了这次死刑。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我以前生活中遇到的人——杰克逊的律师。
我尤其想不到自己会再遇见这个人——约瑟夫·赫德。
这是一次奇怪的相遇。
在芝加哥公社运动两年后的一个深夜，欧内斯特和我一起到达了本顿港避难所。
那是在密歇根，与芝加哥隔着一个湖。
我们到的时候，刚好审讯完一个间谍。
这人被宣判了死刑，正被人领出去。
我们正好遇到这个场面。
那个可怜的家伙挣脱了押送他的人，扑到我的脚边，两只胳膊牢牢地抓住我的膝盖，拼命地求饶。
当他抬起他那痛苦的脸，我认出他就是约瑟夫·赫德。
在我见过所有可怕的事情中，还没有哪一件事会像这个疯狂求生的人一样让我不安。
他为了求生发了疯。
真可怜。
尽管有十几个同志来抓他，他还是不肯放开我。
当最后他一边尖叫着一边被拖走的时候，我晕倒在地。
看到一个勇敢的人死去要比听一个懦夫求饶容易得多。
在那段时期，伪装确实成为了一门真正的艺术。
革命者所有的避难所里都保持着表演学校。
他们瞧不起假发、胡须、假眉毛和其他此类剧场演员使用的辅助用品。
革命是生与死的较量，而仅仅靠一些易容的工具无疑是害了自己。
伪装必须从一个人的本质上去改变，还有一个人不可缺少的部分，那就是老习惯。
红色处女是公认最擅长这种艺术的人，她长期而成功的事业都要归功于此。
一个人的消失是当时最恐怖的事情之一。
就像一首歌或一个故事的主题一样，它不断突然出现。
这是这场持续三个世纪的地下斗争无法避免的副产物。
与革命队伍中的情况一样，寡头政治阶层和特权工人阶层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没有警告，没有痕迹，男人、女人，甚至是孩子，都消失不见了。他们的结局笼罩在神秘之中。
现任阿迪斯图书馆管理员杜波依斯正是这对革命伴侣的直系后代。
除了特权工人阶级之外，又兴起了另一个特权阶级，那就是军队。
一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常规军建立了起来，由寡头政治成员担任军官，这支军队被称为雇佣军。
雇佣军取代了国民军。事实证明，在新的政权下，国民军行不通。
在正式的特务机关之外，铁蹄还建立了雇佣军的特务机关，而后者连接了警察和军队。
直到二次起义被镇压之后，旧金山红色团又蓬勃发展了起来。
这个组织一直兴旺了两代人之久。
后来，有一个铁蹄的特务成功加入了这个组织，刺探了所有的机密，并最终导致了这个组织的覆灭。
这发生在公元2002年。成员们一次一个地被处决，每隔三周处决一个。他们的尸体被公开展示在旧金山的工人住宅区。
本顿港避难所是一处地下洞窟，入口处巧妙而自然地伪装成一口井。
那里依然保存完好。今天，好奇的游客仍然可以穿过迷宫到达会议厅。毫无疑问，阿维丝·埃弗哈德所描述的场景就发生在那里。
再往里就是关押囚犯的牢房和执行死刑的死刑室。
再往前就是墓地——在坚固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长而蜿蜒的走廊，两侧都有凹洞，那里一层一层地躺着许多革命者，还跟多年以前同志们安置他们的时候一样。
第二十章 一个失踪的寡头政客
但在回忆过去的生活时，我已经把故事推进到了我的新生活中来了。
直到1915年，我们才发动了那次大规模越狱。
尽管非常复杂，可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而这个辉煌的成就鼓舞了我们工作的热情。
仅仅用了一个晚上，从古巴到加利福尼亚，我们从几十个牢房、军事监狱和堡垒里解救出了五十二名议员中的五十一名，还解救了三百多位其他领袖。
没有一次失败。
他们不仅逃了出来，而且每个人都成功地按照计划躲进了避难所。
我们没有救出来的那个议员同志是阿瑟·辛普森，他在受尽酷刑折磨后死在了卡瓦尼亚斯。
接下来的十八个月可能是我和欧内斯特在一起的最幸福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从没有分开过。
后来，等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们就聚少离多了。
那天晚上，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欧内斯特的到来，那种心情并不亚于我此时等待明天起义之火的燃起时的忐忑不安。
当时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而一想到万一我们的计划出了什么疏漏和差错，可能让他继续被困在那个海岛监狱里，我就几乎要被逼疯了。
每一个小时都像过了好几年。
我独自一人。
比登巴赫和另外三个住在这个避难所的年轻人正在外面的山上，全副武装，严阵以待。
我想，那晚全国各地的避难所都会很空，因为同志们都出动了。
天色泛白，露出第一丝曙光的时候，我听见上面发出来的暗号，我也以暗号回答。
在黑暗中，我差点抱住了第一个下来的比登巴赫，但下一刻，我就在欧内斯特的怀里了。
在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的改变如此彻底，以至于必须依靠意志力才能让自己回到以前的阿维丝·埃弗哈德，回到以前的音容笑貌。我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维持过去的我。
我一刻都不容自己疏忽，我所创造的那个新的自我竟不由我作主了。
一进小屋，我就看见了灯光下欧内斯特的脸。
除了在监狱里呆久了人变得苍白了以外，他没有什么变化——至少不明显。
他还是我过去的那个情人一般的丈夫，那个英雄。
可他脸上的皱纹由于久经苦难而增加不少。
但是，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因为这样，他一向精力旺盛的眉宇间更增添了一层优雅高贵。
与从前相比，他可能是严肃了一些，但他眼中仍然闪烁着笑盈盈的光芒。
他瘦了二十磅，但身体非常健康。
他在被囚禁期间一直坚持锻炼，他的肌肉就像铁块一样。
事实上，他的身体比刚入狱时更好了。
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把头放在枕头上，我哄着他入睡。
可我自己却睡不着。
我太高兴了，而且我不累，因为我没有越狱，没有骑马奔波。
当欧内斯特睡着了，我换了装束，改变了发型，回到那个新的自我。
然后，等比登巴赫和另外几个同志醒了，我就借着他们的帮助安排了一个小阴谋。
一切准备就绪，当欧内斯特推开门走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间作为厨房兼餐厅的洞室里。
比登巴赫叫我玛丽的时候，我转身回答了他。
接着，我好奇又感兴趣地扫了欧内斯特一眼，就像任何一个年轻同志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位著名的革命英雄时会显露出来的表情一样。
但欧内斯特瞥了我一眼就不耐烦地移开目光，四下扫视了一圈。
随后，他们把我当作玛丽·霍姆斯介绍给他。
为了让这个阴谋更加完善，我们在餐桌上加了一个盘子。等我们都坐下之后，还空出了一把椅子。
当我发现欧内斯特越来越不安和不耐烦时，我几乎开心得叫出来了。
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
“我的妻子在哪儿？”他直接地问。
“她还在睡觉。”我回答。
这是关键的时刻。
但是我的声音很陌生，他没有从中听出一点熟悉之处。
我们继续吃饭。
我讲了许多话，而且富有激情，就像一个崇拜英雄的人那样说话。很明显，他就是我的英雄。
我的热情和崇拜达到了高潮，而且不等他猜出我的意图，我就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嘴唇。
他一把抓住我，伸直了胳膊把我推开，又气恼又疑惑地瞪着周围的人。
那四个男人都朝着他放声大笑，向他解释了原因。
开始时他还不相信。
他眼神锐利地审视着我，有一点相信了，却又摇着头不敢相信。
直到我变成以前的阿维丝·埃弗哈德，凑近他的耳旁轻轻讲出了只有他和阿维丝·埃弗哈德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他才相信我真的是他正牌的妻子。
当天晚些时候，他把我搂入怀中，流露出了十分尴尬的神情，而且说自己有一夫多妻的感觉。“你是我的阿维丝，”他说，“你又是另一个人。
你是两个女人，所以你既是妻又是妾。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很安全。
要是美国不允许我们这样，我也有资格加入土耳其国籍。”
我在避难所里的生活变得非常幸福。
实际上，我们长时间工作，非常辛苦，但我们是在一起工作。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珍贵的十八个月，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总有一些领袖和同志们来来往往——这些来自充满阴谋和革命的地下世界的奇特声音，从各条战线上给我们带来更奇特的冲突和战争的故事。
还有很多乐趣，让人愉快。
我们不仅仅是阴沉的阴谋家。
我们辛苦工作，承受痛苦，补充我们队伍中的缺漏并继续战斗。虽然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生与死的交互作用，但我们还是有时间欢笑和表达爱意。
我们当中有艺术家、科学家、学者、音乐家和诗人。在这个地下洞窟里，有着比寡头政治奇迹之城的豪宅里更为崇高而优秀的文化。
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曾辛苦地美化那些豪宅和奇迹之城。
我们也不是只在避难所里不出去。
夜里，我们经常到山上骑马运动，而我们骑的都是威克森的马。
要是他知道他的马给多少革命者骑过，那才好玩呢！我们甚至到我们熟悉的荒僻地方去野餐，天亮前出发，在那里呆上一整天，天黑后回来。
此外，我们还用了威克森的奶油和黄油。而且欧内斯特觉得，射杀威克森的几只鹌鹑和兔子，甚至偶尔打几只小雄鹿都无所谓。
这的确是个安全的避难所。
我说过，这里只被发现过一次，这使得我不得不掩盖掉小威克森离奇失踪的秘密。
既然他已经死了。
我可以畅所欲言了。
在这个大洞底部有一个隐秘的角落，那里一天当中有几个小时晒得到太阳，而且不会被外人发现。
我们从河床那里运来大量的沙石铺在上面，让这里干燥暖和，真是个晒太阳的好地方。有一天下午，我就在这里看着一本门登霍尔的书昏昏欲睡，差一点儿睡着了。
我感觉非常舒适安全，就连他那激昂的诗句都不能让我振奋。
一块泥土掉在我的脚上，把我惊醒了。
接着，我听见上面有人攀登的声音。
紧接着，一个年轻人从碎石壁上滑了下来，站在我脚边。
他就是就菲利普·威克森，尽管当时我并不认识他。
他冷淡地看着我，惊奇地低声吹了声口哨。
“哦。”他说。接着，他脱下帽子拿在手里，说：“请原谅。
我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人。”
我当时不是很冷静。
我还是个新手，不知道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该如何表现。
后来，当我成为一个国际间谍以后，肯定不会像这次一样笨手笨脚了。
事实上，我爬起身，惊声叫道有危险。
“你为什么要这么叫？”他问道，并用探究的眼神看着我。
很明显，他下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轻松了许多。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叫呢？”我反问。
我当时真的很笨拙。
“我不知道，”他摇着头回答，“除非你还有朋友在附近。
不管怎样，你得给出一些解释。
我不喜欢这情形。
你侵入了他人的领地。
这是我父亲的地，而且——”
可在那一刻，比登巴赫在他背后温和而又礼貌地低声说：“把手举起来，我的少爷。”
小威克森先是把手举了起来，然后转过来面对手握三十三发自动步枪的比登巴赫。
威克森镇定自若。
“哦，哦，”他说，“一个革命者的窝——看上去就像一个黄蜂窝。
对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了。”
“也许你得在这里呆足够长的时间，好重新考虑考虑你说的话。”比登巴赫平静地说，“同时，我得请你跟我到里面来。”
“里面？”这个年轻人真的吃了一惊，“你们这里有一个地窟吗？我听说过这种事。”
“过来瞧瞧吧，”比登巴赫用他那可爱的口音回答。
“可这是不合法的。”他反抗。
“是的，根据你们的法律来说。”这个恐怖分子意味深长地说，“但在我们的法律里面，相信我，这是十分合法的。
你应该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你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了，而不是你以前一直生活的那个充满压迫和暴行的世界。”
“这话大有讨论的余地。”威克森低声说。
“那就留下来和我们讨论一下吧。”
年轻人笑了，跟着抓他的人进了屋。
他被带到里面的那个洞室中，留下一个年轻的同志看管他，同时我们在厨房讨论怎么处置他。
比登巴赫含着泪水，认为威克森必须得死。直到我们否决了这个可怕的提议，他才松了口气。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年轻的寡头阶级分子放走。
“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欧内斯特说，“我们留着他，教育他。”
“我要求优先对他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特权。”比登巴赫叫着。
就这样，我们在笑声中决定了。
我们要把菲利普·威克森当作一个囚犯关起来，用我们的伦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教育他。
可同时还有一些事要做。
我们必须把这个年轻的寡头阶级分子的行踪毁灭掉。
他从洞口的碎石壁滑下来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这个任务交给了比登巴赫。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挂在一根从上面吊下来的绳子上辛苦而巧妙地工作着，直到所有痕迹都不见了。
从洞口回到峡谷，所有的痕迹都同样被抹掉了。
后来，黄昏时分，约翰·卡尔森来了，他来拿威克森的鞋子。
这个年轻人不想交出他的鞋子，甚至想要为它们打一架，直到他感受到欧内斯特那双钉蹄匠的手的威力才最终放弃。
卡尔森后来说，因为皮鞋太小，他的脚上磨出了几个水泡，还擦掉一些皮，疼痛不已。但他还是穿着它们，英勇地完成了任务。
从洞口处那个年轻人被抹掉的足迹的终点开始，卡尔森穿着这双鞋向左走去。
他一直走了好几里路，绕过小山丘，翻越山脊，穿过峡谷，最后走进一个河床，溪水掩盖了他的足迹。
他在那儿脱掉鞋，在水里走了好一段以隐藏痕迹，最后穿上了他自己的鞋。
一周后，威克森拿回了他的鞋。
当天晚上，猎犬出动了。我们在避难所里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时常有猎犬吠叫着在峡谷里跑来跑去，跟着卡尔森为他们留下的足迹直奔左边，声音在那边山上的峡谷里消失了。
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人在洞里守着，拿着武器——自动左轮手枪和自动步枪，更不用说比登巴赫制造的那半打炸弹了。
要是一群营救小威克森的人出人意料地闯进了我们的藏身之所，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现在已经把菲利普·威克森失踪的真相交代清楚了，他曾经是个寡头政治分子，但后来成了一位革命同志。
因为我们最终把他改造了。
他的思想简单，可塑性强，本性并不坏。
几个月后，我们让他骑着他父亲的一匹马越过索诺玛山到了佩塔鲁玛河，并把他送上了一艘小渔船。
我们从容不迫地通过地下铁路把他偷运到了卡梅尔避难所。
他在那边呆了八个月，最后，有两个原因让不情愿地离开了我们。
原因之一是他爱上了安娜·罗伊尔斯顿，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直到他相信这份爱情是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才答应我们的要求，回到他父亲身边。
他表面上是寡头政客，实际上是我们最有价值的特工之一，直到他死去的那天也是如此。
那些迫害我们的计划与行动的失败常常弄得铁蹄目瞪口呆。
要是它知道它内部有多少我们的特工，它就会理解了。
小威克森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从未动摇过。
他的死事实上也是因为他的忠于职守。
1927年，他冒着暴风雨前来出席我们的领导人会议时感染了肺炎，最后不治而亡。
在那个时代，土耳其仍实行一夫多妻制。
这不是阿维丝·埃弗哈德自夸。
革命者确实是艺术界和知识界的奇葩。
除了少数一些音乐家和歌唱家，还有一些寡头政治阶层的人之外，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一时期所有伟大的创造者都是革命者。
即使到了那个时期，奶油和黄油还是从牛奶中粗糙地提炼出来的。
那时还没有开始在实验室中准备食物。
所有现存的当时的文献和文件中都一再提到鲁道夫·门登霍尔的诗歌。
他被他的同志们称为“火焰”。
他毫无疑问是个天才，但是除了被他人引用的离奇晦涩的诗句片段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为我们留下。
他于公元1928年被铁蹄处死。
这个年轻人的例子并非不同寻常。
许多寡头政治阶层的年轻人被正义感趋势，或是出于对革命之光的幻想，纷纷抱着伦理的想法或是浪漫的情怀投身革命。
与之类似，很多俄国贵族的儿子在他们自己国家早先那段长期的革命历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第二十一章 深渊中咆哮的野兽
在藏身于避难所的漫长时间里，我们依然和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更为彻底地了解了和我们对抗的寡头政治的力量。
在这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当中，种种新的组织不断地明确成型，并逐渐成为永久性的组织。
寡头政客们成功设立了一个既庞大又复杂的政府机器，而且尽管我们倾尽全力阻挠和破坏，仍旧无法阻止。
这让很多革命者吃了一惊。
无译文
尽管如此，全国的工作仍在继续。
人们在矿山和田地里辛苦地干活——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奴隶。
至于那些至关重要的产业，一切都很兴旺。
广大的工人特权阶层成员们心满意足，继续高高兴兴地工作。
他们一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和平的工业社会。
他们不再为不景气的时期、罢工和停工担忧，也不用为工会的标签操心。
他们住着更舒适的房子，住在他们自己的美好的城市里——这与他们从前住的贫民窟相比要美好得多。
他们吃上了更好的食物，工时更少，假期更多，福利和娱乐的种类数量也比以前更多。
至于他们那些比较不幸的兄弟姐妹们、那些没有得利的工人、那些走投无路的深渊中的人们，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一个自私自利的时代正在降临人间。
然而也不完全是这样。
工人特权阶级中满是我们的特工。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吃饱喝足，他们也看到了光辉灿烂的自由和友爱的理想。
另一个已经形成并在顺利运作的组织是雇佣军。
这支军队的主体脱胎于过去的正规军，如今有一百万人之众——这还没有算上殖民地的部队。
雇佣军独霸一方。
他们住在自己的城市里，这些城市实际上都实行自治，而且他们还有许多特权。
正是依靠它们，那些难以处理的剩余产品才能被消耗掉一大部分。
他们与其他人民完全失去了联系，也不再同情他们。事实上，他们正在发展自己的阶级道德和意识。
然而他们之中还是有数千名我们的特工。
寡头政权自己也在经历一种显著的发展。而且不得不承认，这种发展出乎意料。
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用纪律约束自己。
每个成员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而且非干不可。
不再有什么游手好闲的年轻富人。
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寡头政治的力量。
他们担任军队的领袖，也担任工业部门的首脑。
他们在应用科学领域开展事业，有不少人成为了杰出的工程师。
他们还进入了多种政府部门，或是到殖民地任职，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各种秘密机构。
我可以说，他们开始在教育、艺术、宗教、科学、文学等领域学习，并在这些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在永恒的寡头政权的指示下塑造全国人民的思维过程。
他们受到这样的教导，说他们所做的全部是对的，然后他们再把这种想法教给别人。
就像小孩子获得对世界的印象一样，他们从一开始就吸收着贵族式的思想。
这种贵族观念渗透到他们身体中，直到成为他们的骨头，他们的血肉。
他们把自己看作野生动物训练师或是野兽的统治者。
他们的脚下总是悄悄响起野兽不平的咆哮声。
暴力死亡在他们中渐渐传开，炸弹、钢刀和子弹都被看作是那些在深渊中咆哮的野兽的獠牙。而如果人类要生存，他们就必须去降服它。
他们是人类的救星，而且他们自认为是英勇伟大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劳动者，为了至善而斗争。
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相信只有自己维护了文明。
在他们的信念中，一旦他们的力量被削弱，这只庞大的野兽就会把他们连同一切美丽、奇妙、愉快和善良的东西全部吞到它那空空的、滴着粘液的胃里。
没有了他们，无政府主义就会统治世界，人类就会落回他们千辛万苦才挣脱的原始的黑夜中。
他们始终把这幅无政府状态的恐怖图画放在他们孩子的面前，直到这些孩子沉迷于这种刻意培养出来的恐惧，转而又把这幅图画放到自己下一代孩子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要踩在脚下的野兽，贵族阶级最崇高的任务就是把它踩在脚下。
简而言之，依靠自己不倦的努力和牺牲，他们才能独自屹立在软弱无能的人类和吞噬一切的野兽之间。他们相信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无比坚信。
我如此强调整个寡头政治阶级的这种高度的道德正义感丝毫也不嫌多。
这就是铁蹄的力量，可是太多的同志太晚认识到，或者不愿承认这种力量。
许多同事把铁蹄的力量归结于它的赏罚制度。
这是一个错误。
天堂和地狱，对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来说也许就是他热诚信仰的主要动因。
但对于大多数的宗教信仰者来说，天堂和地狱是从属于是与非的。
乐善好施，没有正义就不会幸福——简单地说，善行才是宗教的主要动因。
寡头政治也是这样。
监狱、放逐与贬谪，荣耀、豪宅和美城，这一切都只是附属产品。
推动寡头政治前进的巨大力量就是，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确的。
不用考虑例外的事，也不用想铁蹄带来的压迫和不公。
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问题是，现在寡头政权的力量就存在于它自满的正义感中。
说到这里，在这可怕的二十年中，革命力量的所在不是别的，正是正义感。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我们的牺牲精神和舍身取义的行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鲁道夫·门登霍尔为革命的事业燃尽了自己的灵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夜唱响了狂放的挽歌。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赫尔伯特死于酷刑，到死都不愿出卖他的同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安娜·罗伊尔斯顿拒绝做一个幸福的母亲。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约翰·卡尔森担任了格伦·艾伦避难所忠诚的义务看守人。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男人还是女人、地位高或是地位底的人、聪明人还是笨蛋，你随便到哪里的革命同志中去，都会发现他们的动力就是一股追求正义的强烈而持久的欲望。
我已经把话题扯得太远了。
离开避难所之前，欧内斯特和我就很清楚铁蹄的力量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工人特权阶级、雇佣军，还有一大群特务和各种警察都效忠于寡头政治。
基本上，如果不把失去自由算在其中的话，他们过得比过去好了。
另一方面，那些数量庞大的无助的人民大众，那些深渊中的人们，正在陷入满足于痛苦的残忍无情之中。
只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在群众中显示出力量，寡头政治就会把他们从大众中拉出来，给他们更好的条件，把他们变成工人特权阶级或者雇佣军的成员。
这样，不满的情绪就平息了下来，而无产阶级天然的领袖就被夺走了。
深渊中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对他们来说，公立学校的教育已经停止了。
他们像牲畜一样生活在庞大肮脏的工人聚居区里，在痛苦和堕落中饱受折磨。
他们过去享有的一切自由都没了。
他们就是工人奴隶。
他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
同样，他们没有搬家的权利，也没有佩戴或拥有武器的权利。
他们和农民不一样，他们不是土地的奴隶。
他们是机器和工作的奴隶。
有什么特殊工作需要他们做的时候，比如需要架公路、修空气管路、开凿运河、挖隧道、修地铁、建堡垒的时候，征集令一下到工人聚居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成千上万的奴隶就要被运送到工地上去。
大量的工人正在辛苦地建造着阿迪斯城，他们住在根本不能称之为家的简陋营房里，在那里，枯燥如野兽一般的生活取代了正常人的生活。
千真万确，工人聚居区里面住着的都是些在深渊里咆哮的野兽。他们让寡头政治阶层十分害怕，但是这正是寡头政治阶层自己一手造成的。
他们不想让里面那些愚蠢和凶恶的野兽消失。
就在刚才，建设新的阿斯加德市的征集令也发下来了，而这个计划中的奇迹之城将胜过建造完成之后的阿迪斯城。我们革命者会接手这个伟大的工程，但是绝对不会让痛苦的奴隶去完成它。
这座美好城市的围墙、高塔和立柱将在歌声中竖立起来，交织在它美丽和奇妙形象中的将不是叹息和呻吟，而是音乐和欢笑。
欧内斯特迫不及待地想到外边的世界去活动，因为我们那次不幸的、后来在芝加哥公社运动中流产一次革命的筹备工作很快就要成熟。
可是，他还是保持了镇定。并且，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他让从伊利诺斯州专程赶来的哈德利把他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同时，还在脑海里酝酿着如何把所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如何让深渊中的人们至少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等伟大计划——当然，这一切与第一次革命一同失败了。
到1917年1月，我们才离开了避难所。
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们立刻伪装成铁蹄组织中的间谍。
我的身份是欧内斯特的妹妹。
某些寡头政客和我们打进他们内部的身居高位的同志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职位。一切必要的文件都有了，我们的过去也已妥善处理。
有了内部人员的帮助，做到这些并不难，因为在那个遍布特务机关的黑暗世界里，人的身份是很难琢磨的。
特务们像幽灵般来来往往，服从命令、执行任务、追踪线索，常常向他们从未见过的上级长官汇报，或者和他们从未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的其他特务合作。
在铁蹄最后的岁月里，雇佣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维持了寡头政治阶层和特权工人阶层之间的力量平衡，有时向着这边，有时又向着那边，根据阴谋诡计分配自己的力量。
摆脱了资本主义涣散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寡头政治也出现了新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清晰而明确，像钢铁一样尖锐而严苛。虽然非常荒唐又不科学，但这同时也是暴君阶级所拥有过的最为有效的标准。
寡头政客相信他们的道德标准，尽管生物学和进化论都证实这是一个谎言。而且，因为这些是他们的信念所在，所以他们能够阻止人类进步的伟大浪潮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对形而上学的道德家来说，这种现象奇特、深刻、巨大，而又令人费解，但这却给唯物主义者带来许多疑问，并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
阿迪斯于公元1942年竣工，而阿斯加德直到公元1984年才完成建设。建筑花费了五十二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有五十万奴隶被永久聘用。
有时候，这个数字会猛增到一百多万——还不算数十万的特权工人和艺术家们。
革命者中有许多外科医生，而且由于进行过大量的活体解剖，他们获得了非凡的专业才能。
在阿维丝·埃弗哈德看来，他们真的可以让一个人消失。
对他们来说，消除疤痕和治疗毁容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们非常精细地改变人的特征，他们的巧手不会留下一点痕迹。
鼻子是他们最喜欢的工作对象。
皮肤和头发的移植是他们最常见的工作。
他们改变人的容貌的水平仿佛是巫术。
眼睛和眉毛、嘴唇、嘴巴、耳朵都会彻底改变。
通过对舌头、喉咙、咽部和鼻腔的巧妙处理，一个人的发音和说话的方式就会被改变。
绝望的时代需要绝望的补救措施，革命所需的外科手术正是应需求而生。
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将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增加4至5英寸，或者降低1至2英寸。
他们的技艺如今已经失传了。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些。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公社
成为了假扮革命者的间谍之后，我们不但经常旅行，而且还能借着这份工作接触到无产阶级和我们那些革命者同志。
这样一来，我们就同时身处于两个阵营，表面上为铁蹄服务，暗地里为革命事业全力奋斗。
寡头政权的各种特务机关里有很多我们的人，尽管这些特务机关经过了整合改编，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能够把我们完全清除出去。
欧内斯特把第一次革命的准备工作大体上筹备好了，选定的日期是1918年早春的某一天。
无译文
这个计划复杂得可怕，却又必须如此，任何时机不成熟的行动肯定会导致计划的失败。
铁蹄预见了这一点，并相应地安排了对策。
我们原先计划第一下就攻向寡头政治的神经系统。
而后者没有忘记那次大罢工，所以提前安装了许多由雇佣军控制的无线电台，防止通讯员叛变。
我们这方面也准备了对策。
只要一声号令，忠心的同志们就会从全国各地的避难所、城市、乡村、营房出发，炸毁那些无线电台。
这样，第一次打击就能把铁蹄打倒在地，让它四分五裂。
同时，其他同志们会炸毁桥梁和隧道，切断整个铁路网。
另外，只要一声令下，另一批同志就会马上把雇佣军和警察的长官，以及一切有特殊才能或是身居行政职位的寡头政客们都抓起来。
这样，在全国各处不可避免的地方战役中就不会出现敌人的领袖了。
只要命令一发出，很多行动将会同时开展。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爱国者要比铁蹄想象中强大得多，他们也将依照我们的策略行事。
还有很多同志（全部都是妇女，因为男人要忙着做别的事）将张贴我们秘密印刷的革命宣言。
那些在铁蹄内部担任较高职位的同伴会马上着手在所有部门内制造混乱和恐慌。
我们有几千个同志隐蔽在雇佣军里。
他们的任务就是炸毁火药库，破坏所有战争机器的精密部件。
在雇佣军和特权工人阶级所在的城市里，同样的破坏计划也会付诸实施。
简单的说，这将是一次突然、全面、致命的打击。
不等瘫痪的寡头政治恢复过来，它的死期就到了。
这意味着会有一段可怕的时期，而且会死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因此而犹豫不决。
是啊，我们甚至还计划大量依靠那些没有组织的深渊中的人们的力量。
我们准备把他们输送到统治者的豪宅和城市里去。
不要顾虑生命和财产的消亡。
让深渊里的野兽咆哮吧，让警察和雇佣军屠杀吧。
反正无论如何，深渊中的野兽都会咆哮，而警察和雇佣军无论如何都会对他们进行屠杀。
这仅仅意味着，各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力量正在毫无危害地相互破坏。
同时，我们将毫无阻碍地做我们自己的工作，夺取所有的社会机构。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秘密地计划，并且，随着日子一天天临近，我们会把计划传达给越来越多的同志们。
扩大计划的范围，这是一个危险的关头。
但这个危难时刻永远没能到来。
通过间谍系统，铁蹄得到了起义的风声，准备再给我们一次血的教训。
芝加哥在劫难逃，被选为教训我们的地方，而我们也真的得到了教训。
芝加哥是条件最成熟的地方——过去的芝加哥就是一座浸透着鲜血的城市，这一次又将实至名归。
那里的革命情绪高涨。
在资本主义时期，太多次激烈的罢工都在那里被镇压下来，工人们无法忘却，也无法原谅。
就连这个城市里的工人特权阶级也跃跃欲试地想要起义。
在以前的罢工当中，有太多的人头破血流。
尽管他们的境遇得到了改变，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宠爱，可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并没有消失。
这种精神已经感染了雇佣军，特别是其中三个军团，他们已经准备好全体投靠我们。
芝加哥一向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冲突的风暴中心，也是一个充斥着巷战和暴力死亡的城市。那里有一个有着阶级觉悟的资产阶级组织，还有一个有着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组织。过去，就连那里的教师都组织了工会，与搬运工和泥瓦匠一起团结在美国的工人联盟之下。
因此，芝加哥就成为了那场不成熟的第一次革命的风暴中心。
铁蹄精心安排了一场动乱。
它做得很聪明。
所有人，包括得利的特权工人阶级，都受到了一连串的严重迫害。
铁蹄的诺言和契约都被打破，任何一点小错误都会招致最为猛烈的惩罚。
深渊里的人们被折磨得无法再冷漠。
事实上，铁蹄正准备让这些深渊里的野兽咆哮起来。
与此同时，铁蹄一方面在芝加哥安排所有的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让人难以想象的疏忽态度。
许多雇佣军团被撤离，调往全国各地，留下来的士兵纪律涣散。
这个计划的实施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只有几个星期。
我们这些革命者听到了一些关于事态的含糊的谣言，但是不够清楚，无法完全理解真相。
事实上，我们还以为这是一种自发的起义精神，需要我们自己小心控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别人刻意安排的——而且这是铁蹄最核心的组织秘密制订的，我们一点都不知悉。
他们将计就计，这非常不简单，而且完成得十分巧妙。
我在纽约接到了立刻前往芝加哥的命令。
下命令的是一个寡头政客，我能够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这一点，尽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见过他的脸。
他的指示十分明确，我绝不会误解。
从字面上，我一眼就看出我们的计划被察觉了，而且我们已经中计了。
对于铁蹄而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铁蹄手下数不清的特务，包括我在内，不管是已经在那里的还是正奉命赶去那里的，都将成为一场大爆炸的导火索。
我迎着那个寡头政客的锐利目光，表面上强装镇定，但是心脏却狂跳不止。
我差一点儿怒吼一声，不等他把那惨无人道的指令讲完，就将双拳向他的喉咙挥去。
我一离开就马上计算时间。
要是运气好的话，我刚好有时间在上火车之前和当地的领袖接触一下。
我急忙赶往急救医院，路上还要防止被人跟踪。
幸运的是，我马上就见到了外科主任高尔文同志。
我气喘吁吁地想要把消息告诉他，可他却阻止我说下去。
“我已经知道了。”他很平静地讲，可他那爱尔兰人的眼睛里却泛着泪光，“我知道你为什么来。
我在十五分钟前得到了消息，而且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同志们保持安静。
我们不得不牺牲芝加哥，可也只会牺牲芝加哥这一个地方。”
“你试着把消息告诉芝加哥了吗？”我问。
他摇头。“电报不通。
芝加哥被切断了。
那边就快要成为地狱了。”
他停顿了一会儿，我看到他那白皙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然后他突然喊道：
“上帝啊！我现在真想去那儿！”
“还有一线希望阻止这一切，”我说，“只要火车不出什么差错，我可以及时赶到那里。
或者在其他情报组织里的一些同志得到了消息，能够及时到达那里，那也好办了。”
“这次你们内部的人都被蒙过去了。”他说。
我谦卑地点了点头。
“这是十分机密的，”我回答，“直到今天也只有组织里面的核心人物才知道。
我们还没有打入那么深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处在黑暗中。
要是欧内斯特在这里就好了。
可能他现在已经在芝加哥了，那一切就好了。”
高尔文医生摇摇头。“我得到的关于他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被派往波士顿或是纽黑文去了。
为敌人当特务肯定十分妨碍他的工作，可这总比呆在避难所要好。”
我要离开的时候，高尔文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保持一颗坚定的心。”这是他的临别赠言。
“要是第一次革命失败了怎么办？还会有第二次，那时我们就会更加明智。
再见，祝你好运。
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你。
那里将要变成地狱，可我宁愿用十年的生命来换你去那里的机会。”
“二十世纪”号火车在晚上六点离开了纽约，预定第二天早上七点抵达芝加哥。
可那天晚上火车晚点。
我们的火车跟在另一趟火车后面。
在我们那节普尔曼卧铺车厢中有个叫哈特曼的同志，像我一样在铁蹄的情报机构里做事。
至于在我们前面的那趟列车的情况还是他告诉我的。
那趟车和我们乘坐的这列一模一样，可是里面一个乘客也没有。
这样做是为了在“二十世纪”号遭遇炸弹袭击时候，可以让前面的空车当替身。
因此火车上的人非常少——我们那节车厢总共就只有十三个人。
“车上肯定有什么大人物。”哈特曼下了结论，“我注意到火车后部还有一个私人车厢。”
我们第一次换火车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走到站台上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顺便看看能发现什么。
从那节专车的车窗里看进去，我瞥见了三个我认识的人。
哈特曼说得对。
其中一个是阿尔滕多夫将军，另外两个是梅森和范德博尔德，他俩都是寡头政治情报机构的核心圈子的首脑。
那是一个寂静的月夜，但我不安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早上五点，我就穿好衣服起床。
我问洗漱间的侍女火车晚了多久，她告诉我晚了两个小时。
她是个黑白混血儿。我注意到她一脸憔悴，黑眼圈很深，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有某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女士。我猜我是没有睡好。”她回答。
我仔细地看着她，用我们的一个暗号试探了她一下。
她回应了我的暗号，我确信她是我们的人。
“芝加哥马上要发生可怕的事了，”她说，“我们前面有一列伪装的火车。
这列车和许多运兵车使我们晚点了。”
“运兵车？”我问。
她点点头。“这条铁路线上都是运兵车。
整整一夜，我们不停地从它们旁边开过。
而且它们全部开往芝加哥。
它们走的全部都是最近的路线——这表明有重要的事发生。
“我的爱人在芝加哥，”她抱歉地说，“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潜伏在雇佣军里，我很担心他。”
可怜的姑娘。
她的爱人正在那三个不忠诚的军团中。
哈特曼和我一起在餐车吃早餐，我强迫自己吃了下去。
天空阴云密布，火车像闷雷一样轰隆隆地在渐亮的天色下向前直冲。
那些服侍我们的黑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沉闷感重重地压在他们心头，他们轻松的天性消失了。他们服侍乘客的时候心不在焉，还在车厢远处靠着厨房的那一头沮丧地窃窃私语。
在这个情形下，哈特曼万念俱灰。
“我们能做什么？”他第二十次这么问道，并无助地耸了耸肩。
他指着窗外。“看，一切就绪。
你可以依此确信，他们就像这样奉命驻守在城外三四十里处，每条路上都有。”
他指的是旁边铁轨上的运兵车。
士兵们正在铁轨边的篝火旁做早餐。当我们的火车丝毫没有减速，轰隆隆地飞驰而过的时候，他们好奇地抬头看着我们。
我们进入芝加哥的时候，一切都很安静。
很明显，还没有发生任何事。
在郊外，有人上车卖晨报。
报上什么也没有，但对那些善于从字里行间看出其他意思的人来说，报上有很多消息，只是有意不让普通读者看出什么。
很明显，每个专栏中的话都被铁蹄精心地修饰过。
报上隐约讲到寡头政治武装的弱点。
当然，什么都没有明说。
它有意让读者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些隐约的线索。
这件事做得很聪明。
要是当作故事看，10月27的晨报简直就是杰作。
报上没有一点当地新闻。
这本身就是一项巧妙之举。
这样一来，芝加哥就被完全笼罩在神秘之中，这让芝加哥的普通读者以为寡头政权不敢刊登当地新闻。
报上还得意地提到将在全国各地采取惩戒措施，用这种粗糙的伪装来暗示各处都在发生抗议活动，而这显然都不是真的。
报上还有许多无线电台被炸毁的消息，还刊登了巨额奖金悬赏作案者的告示。
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无线电台被炸毁。
报上还刊登了不少类似的暴行，这和革命人士的计划不谋而合。
这些带给芝加哥的同志们的印象是，那场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虽然许多细节上与计划有出入，令人困惑。
一个不知情的人绝对会产生一种模糊而又肯定的感觉，那就是全国各地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革命已经爆发了。
据报道，加里福利亚雇佣军反叛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六个军团已经被打得四分五裂，军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已经被赶出了他们自己的城市，被赶到了工人聚居区。
事实上，加利福尼亚的雇佣军是最忠于职守的！
可是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芝加哥又怎么会知道呢？此外还有一条荒谬的电讯，描述纽约平民发生的一场暴动，工人特权阶级也参与其中，结尾还说军队掌控了局面（本意是要让读者认为这是骗人的）。
寡头政治在晨报上用这种手段，在许多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这些事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例如寡头政治当天上半夜不停地发密电，目的显然是要把它们泄露到监听无线电的革命者的耳朵里去。
“我猜铁蹄不需要我们出力了。”哈特曼说着，放下了一直读着的报纸。就在此时，火车开进了中央车站。
“他们把我们送到这里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他们计划实施的效果显然比他们预期的要好。
如今随时都会天翻地覆。”
我们下车的时候，他回过头，往火车后面望去。
“我早就料到了，”他咕哝着，“卖报纸的人上车的时候，他们把专车卸下去了。”
哈特曼沮丧万分。
我试着让他高兴起来，可他不理会我的努力。当我们出站的时候，他突然急急忙忙地低声说起话来。
起先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还不确信，”他说，“我谁也没有告诉。
我为之努力了几个星期，我还是不能确信。
当心诺尔顿。
我怀疑他。
他知道我们十几个避难所的秘密。
他手里掌握着我们几百个人的性命，而我认为他是个叛徒。
不是别的什么，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但在不久前，我注意到他有点异样。
他可能已经出卖了我们，或者就要出卖我们，有这种危险。
我几乎就要确定了。
我本不想把我的怀疑偷偷告诉任何人的，但不知怎么，我觉得自己不会活着离开芝加哥。
留意诺尔顿。
试探他。
查出来。
我只知道这么多。
这只是个直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们这时候正走出车站，走上人行道。
“记住，”哈特曼认真地说，“监视诺尔顿。”
哈特曼是对的。
不到一个月，诺尔顿的叛变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他是在密尔沃基被我们的同志正式处决的。
街上一片寂静——太安静了。
芝加哥死去了。
没有车辆的轰鸣声。
街上甚至连马车都没有。
地面车辆和高架铁路都不运行。
只有人行道上偶尔有零星几个行人在走动，然而他们并不是在闲逛。
他们都走得很匆忙，有明确的目的地，行走中还带着奇怪的犹豫不决的神情，好像他们认为两旁的建筑都会坍塌下来砸在他们身上，或者脚下的人行道会陷下去，又或者会飞到空中似的。
但街上还有几个流浪儿，他们眼中压抑着一种渴望，期待发生什么奇妙又刺激的事情。
从南面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就这么一下。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而这些流浪儿吃了一惊，像小鹿般听着声音。
所有通向建筑的门都关着，店铺的百叶门窗都合上了。
但是明显有很多警察和看守人，不时还有雇佣军的巡逻车飞驰而过。
哈特曼和我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去当地特务组织的领导那里报告。
我们知道，根据将要发生的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去报到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前往南区的大片工人聚居区，希望可以与一些同志取得联系。
这太晚了！我们知道太晚了。
可我们不能只站在那可怕而寂静的街道上，什么都不做。
欧内斯特在哪里？我在想。
工人特权阶级和雇佣军的城市正在发生什么？那些堡垒里怎么样了呢？
似乎是回答一般，一声不太清楚的刺耳的轰鸣从远处传来，中间夹杂着一下又一下的爆炸声。
“是堡垒，”哈特曼说，“愿上帝垂怜那三个军团！”
在十字路口，我们注意到牲口圈的方向有一根硕大的烟柱。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西区的方向也有几根类似的烟柱直冲云霄。
我们看到雇佣军城市的上空有一个巨大的军用气球，我们看着它爆炸，燃烧的残片散落到地上。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空中会出现如此的惨状。
我们不能确定气球上的是同志还是敌人。
一种模糊的声音传来，仿佛很远的地方有一口巨大的锅正在沸腾。哈特曼说那是机枪和自动步枪的声音。
我们行走的街道依然寂静无声。
我们所在的地方什么都没发生。
警察和巡逻车从旁边经过，有一次还有六辆消防车，显然是刚从发生大火的地方回来。
汽车上的一名军官对那些消防员问了一句话，我们听到一个人大声地回答：“没水了！他们把主水管炸掉了！”
“我们已经破坏了供水，”哈特曼兴奋地朝我叫着，“要是我们在一次不成熟、孤立无援、且注定要失败的尝试能做到这些，那么如果协调一致，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在国内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那个问话的军官乘坐的汽车匆匆开走了。
突然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
汽车和里面的乘客在一阵往上直窜的烟中飞了起来，然后掉了下来，变成一堆残骸和尸体。
哈特曼十分高兴。“干得好！干得好！”他小声说了一遍又一遍，“无产阶级今天得到了教训，可它也给了对方一次教训。”
警察朝那个地点奔去。
另一辆巡逻车也停了下来。
至于我自己，我呆住了。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让我十分震惊。
这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我眼看着它发生了。
当时我茫然无措，几乎没有注意到警察正把我们拦住。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警察要向哈特曼开枪。
但是哈特曼十分冷静，说出了正确的口令。
我看到那已经瞄准的左轮手枪犹豫了一下，然后放下了，还听到那个警察厌恶地嘀咕了一声。
他很愤怒，骂着整个特务机关。
他说特务机关老是阻碍他们办事，而此时哈特曼正回头对他说话，言语中带着特务应有的骄傲，一一数落着警察的笨拙。
下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了。
残骸边围了一大群人，有两个人正在把受伤的军官抬起来，放到另外一辆车上去。
一阵恐惧向所有人袭来，他们四下逃窜，在恐惧的驱使下盲目地乱跑，那个受伤的军官也被粗鲁地丢下了。
我身旁那个正在怒骂的警察也跑起来，不知为何，哈特曼和我也跑了。我们心中同样带着盲目的恐惧，觉得非要离开那个地方不可。
当时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但一切都清楚了。
那些跑开的人不好意思地走回来，但他们的眼睛一直担忧地向上望着众多窗口——街道两旁的建筑像峡谷旁陡峭的山壁般高耸着。
那个炸弹就是从数不清的窗户中扔出来的，但是是哪一个呢？没有第二个炸弹，有的只是人们对炸弹的恐惧。
之后，我们带着猜测和领会的目光望着这些窗子。
任何一个窗口都可能隐藏着死亡。
每座建筑都有可能是个埋伏。
这是现代的丛林——一座大城市里的战争。
每条街都是一条峡谷，每座建筑都是一座山。
我们并没有比原始人进步多少，除了我们身旁奔驰而过的战车。
拐了个弯，我们碰到一个女人。
她躺在人行道上，倒在血泊里。
哈特曼弯下身，仔细检查她。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非常恶心。
那天，我还看见了许多死人，但大规模的屠杀反而不如这第一具躺在我脚边、被孤独地遗弃在人行道上的尸体那样触动我的心。
“胸部中弹。”哈特曼报告说，像抱孩子一般被她抱在怀里的是一捆印刷品。
就算是为这些东西而死，她似乎仍不愿意丢掉它们，因为当哈特曼设法把这捆东西抽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全部是印刷好的大张的革命者宣言。
“一个同志。”我说。
可哈特曼只是骂了铁蹄一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经常被警察和巡逻队拦下，但我们知道口令，所以可以继续前进。
窗子里不再有人扔炸弹出来，街上最后的行人似乎也消失了，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寂静，虽然远处那个大锅还在不断地沸腾，到处都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天空中升起的烟柱也显得越来越不祥。
芝加哥是19世纪的工业化地狱。一件关于约翰·伯恩斯的趣闻传到了我们这里。他是英国一位伟大的工人领袖，同时也曾经是英国内阁的成员。
一次访问美国时，他在芝加哥被一位报社记者问到他对这个城市的看法。
“芝加哥，”他回答说，“是一个袖珍版的地狱。”过了一段时间，当他登上轮船准备返回英国的时候，另一位记者拦住了他，想知道他是否改变了对芝加哥的看法。
“是的，我的看法改变了。”他回答道，“我现在的看法是，地狱是一个袖珍版的芝加哥。”
这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火车。
它是一列相当著名的火车。
错误。
谎言。
第二十三章 深渊中的人民
局势一下子就转变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令人激动的气氛。
汽车飞快地驶过，两辆、三辆、十二辆，而且车中的人们大声地警告我们。
其中一辆车在开过半个路口之后高速转了个大弯，紧接着，它刚经过的路面旁的人行道被一颗炸弹炸了个大洞。
我们看见警察追赶着那辆车，消失在十字路口。
我们知道，有些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我们勇敢的同志们就要来了。”哈特曼说。
最后一辆军车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时，我们看见一个队伍的前列经过了一条又一条排水沟，渐渐挤满了街道。
这辆车在经过我们旁边时停了一会儿。
一个士兵跳下车，手上小心地拿着一件东西。
他同样小心地把这样东西放进了排水沟里。
接着，他跳上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汽车猛地向前冲去，在街角拐了个弯，不见了。
哈特曼跑到排水沟边，弯腰看着那个东西。
“不要过来。”他警告我。
我能看见他的手飞快地摆弄着。
当他回到我的身边时，已是满头大汗。
“我把它拆了，”他说，“刚好及时。
那个士兵笨手笨脚的。
他本来是想对付我们的同志们的，但是他没有给足时间。
它会炸得太早。
现在，它根本就不能爆炸了。
这时，一切都飞快地发生。
半个街区以外的街对面，我能看到高楼上的人都探出头来张望。
我才刚把那些人指给哈特曼看，就看到那幢建筑物正面有人探头的地方扬起一片火焰和硝烟，空气随即被爆炸震动起来。
这幢建筑物的石质表面被炸开了好几处，露出了里面的钢筋支架。
紧接着，同样的火焰和硝烟从路对面正对的一座建筑的正面散开。
在爆炸声之间，我们能不断听到自动手枪和步枪的声音。
这场半空中的战役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停了下来。
很明显，我们的同伴在其中的一幢建筑里，而雇佣兵在另一幢里，他们隔着一条马路开战。
但我们说不准哪边是哪边——哪一幢建筑里是我们的同志，哪一幢里面是雇佣兵。
就在这个时候，街上的队伍几乎已经走到了我们跟前。
当队伍的前列经过那两幢交战的建筑物下面时，双方再次开始行动——其中的一方向街道上丢炸弹，遭到对面的袭击之后又反过来还击。
于是我们便知道了哪幢建筑物被我们的同志所占领，而且他们做得很好，把街道上的那些人从敌人的炸弹中解救了出来。
哈特曼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进一个很宽的入口。
“他们不是我们的同志。”他在我耳边大喊。
入口里面的门锁住了，还上了门闩。
我们无路可逃。
下一刻，队伍的前列从我们面前经过。
他们不是游行队，而是一群暴民，一条可怕的洪流堵住了街道。这群深渊中的人们借着酒劲闹事，终于爆发了出来，吼叫着要统治者的鲜血。
我以前也见过深渊中的人们，我去过他们的聚居区，便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们。但现在，我发现自己是第一次观察他们。
愚昧和冷漠已经消失了。
他们现在活力十足——这是一幅迷人的、令人恐惧的景象。
我的眼前涌过满是愤怒的人潮，乱吼乱叫，野性毕露。他们沉醉在从仓库里抢来的威士忌中，沉醉在憎恨之中，沉醉在嗜血的欲望中。男人、女人和小孩们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个个木讷却凶残。他们脸上的善良都被抹去，只留下狰狞的神色。愚人、恶汉、贫血的痨病鬼、毛发丛生的强壮搬运工，一张张苍白的面庞仿佛被社会这个吸血鬼吸干了生命之源，一个个浮肿的身躯被粗鄙而堕落的生活弄得面目全非。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和长着犹太长老般长须的骷髅头，溃烂流脓的年轻人和老人，恶鬼般的面孔，这是一群因疾病和长期营养不良而变得佝偻、扭曲、畸形的怪物——这是一群生命的废物和渣滓，是一群狂暴着，呼号着，尖叫着的恶魔。
为什么不是呢？这些处在深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除了生活的悲哀和痛苦。
那么，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呢？没有别的，除了满溢的可怕的复仇心。
我看着他们，想到这气势汹涌的人潮中有些人是我们的同志和英雄，他们的使命是唤起这些深渊中的野兽，让敌人忙于应付他们。
这时，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我发生了变化。
对我自己和别人的死亡的恐惧消失了。
我变得异常兴奋，成为了另一种生活中的另一个人。
什么事都没关系了。
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明天又会有新的革命——同样的革命事业，永远都生机勃勃、燃烧不熄。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虽然到处都蔓延着恐怖的气息，但我却能以冷静的心态从容应对。
死不算什么，生也不算什么。
我是一个对事件感兴趣的旁观者，有时候也会被冲进洪流中，成为一个好奇的参与者。
因为我的心灵已经跳到一种如寒冷星空般宁静的高度，达到了一种不带感情地评估价值的地步了。
要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我知道我会活不成的。
暴民们前进了半里路后，我们才被发现。
一个穿着破烂不堪、两颊深陷、乌黑的小眼睛像燃烧的锥子般的女人瞥见了哈特曼和我。
她尖叫了一声，向我们冲了过来。
有一部分暴民离开了队伍，跟着她涌了进来。
写到这里时，我现在还能看见她——她跑在别人前面，灰白的头发稀稀拉拉地搅在一起，飘荡在空中，头皮某处伤口的血顺着她的额头滴下来。她右手握着一把短柄小斧，左手又瘦又皱，像一只黄色的爪子，抽搐般地在空中挥舞。
哈特曼跳到我的前面。
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
我们穿得很好，这一点足够让他们分辨出来。
他击出一拳，打在那女人冒火的双眼之间。
这一拳的力量让她往后退去，但她撞在她身后走过来的同伴组成的人墙上，又弹了回来。她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挥舞着的短柄小斧无力地落在哈特曼的肩上。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我被人群压倒在地。
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充满了尖叫、呼喊和咒骂。
拳头砸在我身上。
一双双手撕扯着我的身体和衣服。
我感到自己正在被撕成碎片。
我被按在地上，透不过气来。
一只有力的手在重压中抓住我的肩膀，拼命地拽着我。
我在疼痛和压力中晕了过去。
哈特曼再也没有从那个出入口出来。
他为我抵挡并承受了第一轮攻击。
我因此得了救，因为混乱很快升级，除了双手疯狂地乱抓乱扯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我在一片疯狂的骚动中醒了过来。
我的四周也同样躁动不安。
我被卷进了一场巨大的洪流之中，不知要把我推向哪里。
新鲜的空气吹拂着我的脸颊，舒服地刺激着我的肺部。
我又累又晕，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一只有力的胳膊从我的胳膊下抱着我的身体，半提着我，拖着我往前走。
我的四肢无力地支撑着自己。
我看到前面男人的上衣晃动的背影。
那件上衣沿着中缝从上到下全裂开了，随着穿着这件衣服的人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这条裂缝也有规律地一开一合。
这个现象吸引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始清醒过来。
然后，我便感觉到两颊和鼻子传来一阵阵刺痛，并且感觉到脸上有血在往下滴。
我的帽子不见了。
我的头发披散地飘着，头皮上的刺痛让我想起，在那个入口处的人群里，有一只手曾扯过我的头发。
我的胸部和胳膊上有二十多处青肿的地方正在隐隐作痛。
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了，我一边跑，一边转头看着那个扶着我的人。
他就是那个把我拉出来并且救了我的命的人。
他注意到了我的举动。
“没事了！”他嘶哑地大声说，“我一眼就认出是你。”
我认不出他，但在我开口之前，我踩到了什么活的东西，那东西在我脚下蠕动着。
我被身后的人推挤着向前，不能低头看，但我知道这是个摔倒在地上的女人，正被几千双接连不断的脚踩在人行道上。
“没事了，”他又说， “我叫加思韦特。”
他留着胡子，憔悴而肮脏，但是我终于记起了，他就是三年前在我们格伦·埃伦的避难所里呆过几个月的那个健壮的小伙子。
他对我说了铁蹄特务组织的暗号，这表明他也是组织的一员。
“一有机会，我会马上带你离开这个地方，”他向我保证，“可是你要小心脚下。
要活命的话，千万不要绊到摔跤。”
那天一切的事都发生得很突然，这群暴民突然停下来，真叫人受不了。
我猛地撞在前面的那个高大的女人身上（那个穿着裂了缝的上衣的男人已经不见了），同时后面的人也撞在我身上。
这里顿时笼罩着一片鬼哭狼嚎——尖叫、咒骂、垂死的呼喊响成一片，而在所有声音之上是机枪一连串的啪啪声和步枪的扑扑声。
开始，我什么都弄不明白。
我四周的人一个个地倒了下去。
我前面的那个女人紧紧地捂着自己的肚子，身体一屈，倒下去了。
一个男人靠在我的腿上颤抖着，在垂死挣扎。
我发现我们已经在队伍的前列了。
半里长的暴民队伍不见了——我自始至终都没弄明白他们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消失的。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那半里长的队伍里的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被什么闪电般的的攻击消灭了，还是被打散后一个个被解决掉了，又或者是逃走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正站在队伍的前列，而不再是在中部，而且一阵阵呼啸而来的子弹正在夺取我们的生命。
等到大量的死亡让人群不再拥挤，仍然紧紧抓着我的胳膊的加思韦特带着一群幸存者冲进一座办公大楼宽敞的出入口。
站在人群末端，我们被一大群气喘吁吁的人挤在大门上。
有好一会儿，我们被挤在那里，动弹不得。
“看我干的好事，”加思韦特悔恨地对我说，“我把你带进了一个陷阱。
在街上我们还有一丝机会逃走，但是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机会。
一切都完了，只能最后喊声口号了。
革命万岁！”
接着，他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
雇佣军们毫不留情地开始了屠杀。
起先，我们身后的那股拥挤的人潮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可是随着屠杀的进行，压力减轻了。
死了的和奄奄一息的人倒下去，腾出了地方。
加思韦特把嘴巴凑到我耳边大声喊着，但是在那可怕的嘈杂中，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他没有再等。
他抓住了我，把我摔倒在地。
接着，他拉来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压在我身上，然后用力地挤着推着，爬到我身边，半个身子覆盖在我身上。
一堆已经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人开始在我们身上堆积起来。在人堆上方，那些剩下的人们哭哭啼啼地摸索着，爬来爬去。
可这很快，这些人也不动了，几乎是一片沉寂，偶尔被一声呻吟、啜泣和窒息的声音所打破。
要不是有加思韦特，我肯定会被压死。
事实上，我竟然能承受如此巨大的重量而活了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可那时，除了疼痛以外，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好奇。
最后会如何结束？
死亡是怎么样的？
我就这样在芝加哥的废墟中接受了鲜血的洗礼。
在此之前，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理论；然而从此以后，死成为了一件很单纯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就这么简单。
可是雇佣军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满意。
他们冲进入口处，见到伤者就杀，并搜寻那些像我们一样装死的没有受伤的人。
我记得有个人被他们从人堆里拖了出来，他苦苦地哀求，直到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声音。
接着，一个女人从人堆里跳出来，扑向他们，边咆哮边开枪。
她开了六枪才被打死，但我们无法得知她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我们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些惨剧。
每隔一会儿就会发生一次这样的骚乱，而每次骚乱都由一声枪响结束。
在骚乱的间隙，我们能听到士兵们一边在死尸堆里搜索，一边交谈着，咒骂着，而他们的长官在催促他们加紧干。
最后，他们到我们这堆来了。他们把死的和受伤的人拖开时，我们能感觉到压力在减小。
加思韦特开始大声说暗号。
起先没有人听到。
于是他提高了音量。
“听！”我们听到一个士兵说。
接着是一个军官刺耳的声音。
“坚持住！小心点儿！”
哦，我们被拉出来时的那第一丝空气是多么美好！加思韦特先说了起来，可我也不得不受到简单的盘问，来证明我是为铁蹄做事的。
“不错，是我们的间谍。”那位军官下了结论。
他是一个没有胡子的年轻人，是个军校学生，明显是某个寡头政治大家族的子弟。
“这事真他妈不是人做的，”加思韦特嘟囔着，“我要辞职去当兵。
你们这些家伙干得多轻松。”
“你确实受够了。”年轻的军官回答，“我还有些门路，我来看看能不能帮你一把。
我可以把找到你的经过讲给他们听。”
他记下加思韦特的名字和编号，然后转向我。
“你呢？”
“哦，我就要结婚了，”我轻松地回答，“那时候我就不干了。”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对受伤者的屠杀还在继续。
现在回想起来，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可在当时，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加思韦特和那个年轻的军官聊得津津有味，他们谈论着所谓的现代化战争和当时的巷战，以及整个城市正在进行的摩天大楼战斗之间的差别。
我一边专心地听他们讲，一边整理我的头发，并用别针把扯破了的裙子给别起来。
对受伤者的杀戮一直在继续。
有时候，左轮手枪的声音盖过了加思韦特和军官的说话声，他们就不得不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我亲身经历了历时三天的芝加哥公社运动，但当我说起在这整整三天里，除了屠杀深渊里的人们和摩天大楼之间半空中的战斗以外，别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时候，这次动乱的范围之广和屠杀之残酷便可想而知了。
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同志们的英勇表现。
我能听见他们的地雷和炸弹爆炸的声音，看到它们所引起的大火和浓烟，但也只有这些了。
然而，我看到了一场大规模的空战，那就是我们的同志们用气球袭击堡垒。
这件事发生在第二天。
那三个不忠诚的军团被消灭在堡垒之中，一个人都不剩。
堡垒里挤满了雇佣军。一旦风向合适，我们的气球就从城市中某一座办公大厦升了起来。
离开格伦·艾伦后，比登巴赫发明了一种极具威力的爆炸物，他叫它“万能弹”。
气球上使用的武器就是它。
它们只是一些热气球，虽然是赶工做出来的，而且做工相当粗糙，但它们确实起了作用。
我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顶上看到了整个经过。
第一个气球完全错过了堡垒，消失在了乡村地区，但我们后来才知道。
气球上的是伯顿和奥沙利文。
他们下降的时候飞过一条铁路，就在一列全速开往芝加哥的兵车正上方。
他们把所有的万能弹都扔到那火车头上。
结果使得这条线路中断了好几天。
最令人叫绝的是，由于减掉了这些万能弹的重量，气球又升了起来，飞了六七英里才落下，两位英雄都得以安全脱身。
第二个气球失败了。
它飞得不好。
它飘得太低，所以还没飞到堡垒上空就让子弹打得满身是洞。
气球里面是赫福德和吉尼斯。他们跌落在田野里，被炸得粉身碎骨。
比登巴赫十分绝望，他独自上了第三个气球——我们后来才听说这一切。
他也飞得不高，但他运气不错，因为他们都没能击中气球的要害。
我现在还能像当时站在高高的大厦上时一样看到当时的情景——那个鼓鼓的气囊随风飘远，下面挂着一个小黑点似的人。
我看不见堡垒，可是那些和我一起站在屋顶的人们说，他就在堡垒的正上方。
他把万能弹扔下去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它坠落。
但我的确看到气球突然直冲云霄。
一段时间后，爆炸产生的一根巨大烟柱冲向天空。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爆炸声。
温文尔雅的比登巴赫摧毁了一个堡垒。
另外两个气球同时起飞。
一个在空中就被打得粉碎，万能弹也一起爆炸了。这股威力震碎了另一个气球，它正好跌落在剩下的一个堡垒上。
再没有这么好的事了，虽然那两位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回头来说说深渊里的人们。
我的经历和他们是分不开的。
他们在市区各处横行霸道，他们屠杀，破坏，然后反过来被屠杀，但他们到死也没能成功冲到西边那个寡头政治的城市里去。
寡头政治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无论市中心遭到怎样的破坏，他们和他们的妻儿都能免遭伤害。
我听说，在那段恐怖的时期，他们的孩子照样在公园里玩耍，而他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模仿长辈镇压无产阶级。
然而雇佣军发现，一边对付深渊中的人们，一边对付我们的同志们，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
芝加哥忠实于自己的传统，虽然那一代革命者都被消灭了，但他们也消灭了几乎同样多的敌人。
当然，铁蹄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可是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十三万雇佣军被杀死了。
然而，同志们还是没有机会。
全国并没有一致起来闹革命，他们是在孤军奋战，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寡头政治会动用全部武力对付他们。
就是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数十万雇佣军被无数的火车运到芝加哥来。
而且深渊中的人们数量真多啊！士兵们厌倦了屠杀，便把他们包围起来，目的是把街道上的暴民像牲畜一样赶到密歇根湖里去。
加思韦特和我正是在这次行动之初碰到那个年轻军官的。
这次包围行动事实上是失败的，这要归功于同志们的出色表现。
雇佣军没能实现预定的庞大包围计划，结果只把不超过四万个可怜虫赶进了湖里。
一次又一次，当一群暴民被团团包围，沿着街道往水里赶的时候，同志们就会用攻击牵制雇佣军，这样暴民就可以从包围圈被扯开的缺口处逃走。
才碰到那个年轻军官不久，加思韦特和我就看到一个例子。
我们曾身处其中的那群暴民已经被迫撤退，但强大的部队把他们拦住了，使得他们不能往南边和东边逃跑。
我们刚才碰到的部队就是从西面截住了他们。
唯一的出路只有北边了。于是，在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机枪和自动手枪的火力驱使下，暴民们朝北边的湖跑去。
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正被驱赶到湖里，或者他们仅仅是像野兽一样盲目地奔逃。可是不管怎么样，这群暴民在十字路口转向了西边，又在下一个路口转弯，回到他们原来的路线，一直往南朝他们的大聚居区跑去。
当时，加思韦特和我正往西走，试图逃离这个巷战地带，可是我们恰好又卷入其中。
我们刚走到拐角，就看见咆哮的暴民向我们扑来。
加思韦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们正要开始跑，他又把我从六辆备有机枪的、正往这群暴民所在地开去的军车前拉了回来。
跟在车后面的是配备有自动步枪的士兵。
等他们布置好阵地，暴民们已经扑到他们面前了，看上去他们似乎还来不及行动就要被打败了。
零星散落的士兵开枪射击，可这种分散的火力根本就阻挡不了这群暴民。
他们冲了过来，愤怒而疯狂地大吼大叫。
机枪似乎启动不了。
那些架着机枪的汽车阻塞了街道，逼得士兵们只能在车辆上，车子之间和人行道上布置阵地。
士兵越来越多，我们被夹在人堆里出不去了。
加思韦特拉着我的手臂，我们紧贴在一座建筑物正面的墙壁上。
暴民冲到离机枪不足二十五英尺的时候，机枪开火了。在这一片死亡的火焰下，什么都不能存活。
暴民继续向前冲，可他们无法上前。
他们堆成了一个人堆，堆成了一座人山，死人和垂死的人像巨浪一般不断增长。
后面的那些人还在往前涌，于是这支队伍自己压缩起来，从一条排水沟处缩到另一条排水沟处。
受伤的暴民男男女女都扑倒在那可怕的人堆上，扭动着身子从上面滚落下来，直到滚到汽车底下和士兵的腿旁。
士兵们用尖刀刺死了那些正在挣扎的可怜虫，可是我看到其中一个站起身来，扑向一个士兵，用牙去咬他的喉咙。
这两个人，士兵和奴隶一起摔进了人潮之中。
枪声停止了。
任务完成了。
暴民疯狂地试图突出重围，但被阻止了。
士兵们得到了清除军车前进障碍的命令。
它们不可能在那堆死人上驶过，所以要把他们从十字路口移走。
就在士兵把车轮前的尸体拖走时，事情发生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距离那里一个街区的地方，我们有一百个同志占领了一座大厦。
他们翻过了几个屋顶，穿过了几座大厦，直到发现向下望去就是那群拥挤的士兵。
于是该他们遭到屠杀了。
没有任何警告，炸弹像雨水般从大厦顶端倾泻下来。
汽车被炸得粉碎，许多士兵也是。
我们和那些幸存的士兵一起拼命往后撤。
跑过半个街区后，另一座建筑朝我们开火了。
士兵们把奴隶杀得铺满街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了。
加思韦特和我似有神明护身。
像之前一样，我们又躲在一个出入口处。
可是这一次，他提高了警惕。
炸弹声一停，他就探出头往外观望。
“暴民回来了！”他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我们手拉着手逃命，在洒满鲜血的人行道上跌跌撞撞地奔向街角。
我们看到还有几个士兵在十字路口跑过。
他们什么事也没有。
路上没有阻碍。
所以我们停了一会儿，转身向后看。
暴民缓慢地前进。
他们正在忙着捡起死去的士兵的步枪，把那些受伤的士兵杀死。
我们看到了救我们的那个年轻军官的结局。
他痛苦地用胳膊肘撑起了自己的身体，扣动了他自动手枪的扳机。
“我升官的机会溜走了。”一个女人正挥舞着一把屠夫用的刀冲向那个受伤的人，加思韦特笑了，“走吧。
方向错了，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走出去的。”
我们往东逃，穿过几条寂静的街道，在穿过每个路口的时候，总是提防着会发生什么事。
南面一股巨大的火光冲向天空，我们知道贫民窟着火了。
最后，我坐到人行道上。
我实在累得走不动了。
我浑身青肿，四肢酸痛，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对加思韦特微笑。他一边卷烟一边说：
“我知道，这次营救你弄得挺糟糕的，可我实在弄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形。
一切都太混乱了。
每一次我们试图突围时总会发生什么事，让我们后退。
我们离我把你救出来的那个出入口只有几个街区。
已经敌我不分了。
非常混乱。
你说不准那可恶的建筑里面是什么人。
你想去弄明白，头上就会掉下个炸弹。
你想平安地离开，结果遇上了暴民，然后被机枪射死，要不然就是遇到雇佣军，然后被屋顶上的同志杀死。
最可怕的是，暴民也会来杀你。”
他悲哀地摇着头，点起了烟，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而且我很饿，”他说，“我简直可以吃下鹅卵石了。”
接着，他又站起来，从街上挖起一颗鹅卵石。
他拿着它走回来，朝我身后一家店铺的窗子砸去。
“这里是底层，不是很好。”他一边扶我钻进他砸出的洞，一边解释说，“可是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你先睡一会儿，我去侦查一下。
我会把你救出去的，可我需要时间，时间，大量的时间——还要一些吃的。”
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家马具店，他就在最后面的私人办公室里给我用几条马毯铺成了床。
我的境况已经很惨了，这时候又头痛欲裂，所以我非常想闭上眼睛睡一觉。
“我会回来的。”他留下这句话，“我不指望能弄到一辆汽车，但无论如何肯定能弄到点儿吃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足足三年没有再见到加思韦特。
他没有回来，而是被送去了医院——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肺，另一颗打穿了他脖子上的肌肉。
食物。
第二十四章 噩梦
由于前一晚在“二十世纪”号上没有合眼，再加上筋疲力尽，所以我睡得很沉。
我第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加思韦特还没有回来。
我的手表丢了，所以我不知道时间。
当我闭上眼睛躺着的时候，仍然可以听到远处传来同样沉闷的爆炸声。
无译文
我匍匐着穿过商店，来到前面。
天空中反射着大片的火光，把街道照得亮如白昼。
我甚至可以轻松地看清报纸上最小的铅字。
几条街区外传来小型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远处还传来一长串沉闷的爆炸声。
我又爬回我的马毯里睡觉。
我再次醒来时，一道暗淡的黄光透进来，照在我身上。
这已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我爬到商店前部。
一片贯穿着晨光的烟幕弥漫在空中。
街对面有个可怜的奴隶蹒跚地走着。
他一只手紧紧地按在体侧，身后留下一道血迹。
他的眼睛东张西望地转个不停，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惊慌。
有一次，他的目光穿过街道望向我，他就像一头被追捕的受伤的野兽，脸上挂着无声的痛苦。
他看见了我，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对他并没有丝毫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他明显地退缩了一下，又继续拖着身体往前走。
在这个世界上，他不能指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他只是他主人发动的这场猎杀奴隶行动中的一名奴隶而已。
他所期望并寻求的只是一个可以让他爬进去，然后像动物一样躲起来的洞。
一辆救护车驶过街角时发出刺耳的叮当声，让他吓了一跳。
救护车不是救他那种人的。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扑进了一扇门。
一分钟后，他又走出来，继续绝望地一瘸一拐地前进。
我钻回马毯里，等了加思韦特一个小时。
我的头痛并未消失。
相反，疼得更加剧烈了。
我只有靠意志力才能睁开眼睛看东西。
可是一睁眼看东西，难忍的疼痛就来了。
而且我脑袋里的血管跳得很厉害。
我浑身无力，摇摇晃晃地从破窗子里出来，走在街上，本能地摸索着，想要逃离这可怕的屠宰场。
从那时起，我便身处一场噩梦之中。
接下来几个小时的记忆简直就是一个人在噩梦中才会发生的。
有许多事情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这些难忘的画面之间却是无意识的空白。
我不知道在那些间隔里发生了什么，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记得在街角被一个男人的腿绊了一下。
他就是拖着身躯从我的藏身之处走过的那个被追捕的可怜虫。
他躺在人行道上，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他那双瘦弱、可怜又满是伤疤的手啊——那简直不像手，更像动物的蹄子或是脚爪，整日的辛苦工作使这双手扭曲变形，手掌上坚硬的老茧足有半寸厚。
我爬起身要继续走的时候，朝他的脸望了一下，我发现他还活着，因为他模糊的双眼在和我对视着。
此后是一段恍惚的空白。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摇摇晃晃地走着，寻找安全的地方。
下一个噩梦的场景是一个遍布死尸的安静街道。
我突然走到这个地方，就像在乡间游荡的人来到一条流动的溪边一样。
只是我凝望着的这条溪流并不在流淌。
它被死亡凝固了。
它横在那里，从路的这边到那边，把两边的人行道都盖住了，铺得十分平整，只不过在几处地方有几个尸体凸了出来。
这些可怜的，被逼上绝路的深渊里的人们，被猎杀的奴隶们——他们躺在那里，就像加利福尼亚州遭围捕的兔子。我来回看了看这条街。
没有动静，也没有声响。
只有路边的建筑从它们的窗口静静地俯视着这情景。
有一次，也只有一次，我看到那死水里面有一只胳膊在动。
我发誓我看到它在动，那是一种奇怪的因疼痛而抽动的姿势。接着，一颗头抬了起来，头上满是血迹，带着一种莫名的恐怖。他对我喋喋不休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倒了下去，再也不动了。
我记得另一条街，两旁都是寂静的大厦。而当我再一次看到那群深渊里的人们的时候，我吓得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但这次是一条朝我流淌过来的人流。
随后，我发现没什么好害怕的。
这股人流缓慢地移动，呻吟着，哭泣着，充斥着咒骂的声音，还有老年人、歇斯底里的人和疯子的胡话。这些人正是贫民区里的老弱病残，是无助而无望的可怜虫。
南部贫民窟的大火把他们赶到了这个充满巷战的地狱，而他们到底往哪里去，最后会怎么样，这些我都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
我依稀记得，为了逃避一群被士兵追赶的街上的暴民，我打破了一扇窗子，躲进了一家店铺。
还有一次，在一条寂静的街道上，一颗炸弹在我身旁爆炸。我四处观望，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下一段清楚的记忆从一声步枪扣动扳机的声音开始，我突然发现一辆车里的士兵正向我开火。
这一枪打偏了，接着我尖叫起来，用手势打出我们的暗号。
我在汽车上的那段记忆非常模糊，但这段行程又被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打破。
坐在我身边的士兵扣动扳机的声音让我睁开了眼睛，我看到了乔治·米尔福德——我住在贝尔街时认识的人——慢慢地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他倒下的时候，那个士兵又开了一枪，于是米尔福德弯下了身子，然后身子猛地一挺，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
那个士兵咯咯一笑，接着车子飞驰而去。
此后，直到一个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的男人把我从熟睡中吵醒，我才恢复了知觉。
他的脸皱得紧紧的，汗珠从额头滚到鼻子上。
他两手紧紧按在胸口，当他来回行走的时候，鲜血滴到了地板上。
他穿着雇佣军的制服。
从外面传来模糊的炸弹爆炸声，这声音似乎穿过了一层层厚厚的墙。
我现在位于一座正在和其他建筑交战的大厦之中。
一名外科医生进来替那个受伤的士兵包扎，我才知道这时是下午两点。
我的头痛丝毫没有缓解，那个医生停了他手头上的工作，给我打了一针强力镇静舒缓的药。
我又睡着了，下一次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已经在楼顶上了。
附近的战斗都停止了，我看到有气球在进攻堡垒。
有人用一只手搂着我，我紧紧地靠在他身上。
我很自然地想到这是欧内斯特，而我还发现自己正在奇怪，他怎么会把头发和眉毛烧得这么焦。
我们竟然能在这可怕的城市里见面，这纯粹是巧合。
他根本不知道我离开了纽约，他经过我睡的那个房间的时候，一开始还不敢相信那是我。关于芝加哥公社运动的情况，我没有看到什么别的。
看完那次气球攻击之后，欧内斯特把我带进了大厦里，我在那里睡了一下午加一个晚上。
第三天，我们就在大厦里度过。第四天，欧内斯特从当局得到许可，并得到了一辆车，我们就离开了芝加哥。
头痛消失了，可我的身体和精神却疲惫不堪。
在汽车里，我靠着欧内斯特，无动于衷地看着士兵们设法把我们的汽车弄出城去。
战斗还在继续，但只有零星的几处。
有不少城区还是掌握在同志们手里，可是这些城区却被重兵围困着。
同志们就这样被关在了上百个孤立的陷阱中，而他们的敌人还在逼他们屈服。
屈服意味着死亡，因为敌人不会留情，所以他们会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只要我们的车开到这样的地区，守卫就会让我们调头，帮我们绕开。
有一次，穿过同志们把守的两个坚固据点唯一的方法就是走中间一块被烧毁的区域。
我们听到两边都是战斗的轰隆声，同时汽车在冒着烟的废墟和摇摇欲坠的墙壁间穿行。
街道上时常有山那样高的残骸挡住去路，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
身处迷宫般的废墟之中，我们的行进速度很慢。
那些牲畜场（包括贫民窟、厂房和其他一切）全都成了冒着烟的废墟。
在右边远处，一大片烟雾遮天蔽日——根据那个开车的士兵说，那里是普尔曼镇，或者说，那里曾经是普尔曼镇，因为现在已经全毁了。
战事开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曾开车到那边送东西。
他说那里发生了最惨烈的战斗，许多街道都被成堆的死尸给堵住了，无法通行。
在牲畜场地区，我们的汽车沿着一座大厦的残垣断壁绕了一个弯，被死尸堆堵住了去路。
它完全就像是海里掀起的一个大浪。
我们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暴民们冲过街角的时候，被架在十字路口的机枪射死了。这些暴民的队伍与机枪形成直角，而且处在近距离平射的射程之内。
可灾难也降临到士兵身上了。
肯定恰好有一颗炸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了，因为暴民起先被挡住了，可是当死了的和奄奄一息的人们堆成的山挡住了射击的线路时，那些活着并战斗着的奴隶们就像浪花一样涌上前去。
士兵和奴隶们倒在一起，尸体支离破碎，散落在汽车和枪支碎片的四周和上面。
欧内斯特跳出去。
突然，一个身影吸引住了他，这个人有一头熟悉的白发，棉布衫下是一双熟悉的肩膀。
我没有看他，直到他回来坐在我身边，汽车继续往前开的时候，他说：
“那是莫尔豪斯主教。”
我们很快开到了绿色的原野，我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那烟雾弥漫的天空。
远处传来一声模糊而低沉的爆炸声。
接着，我把脸靠在欧内斯特的胸膛上，为革命的失败轻轻地哭泣。
欧内斯特充满爱意地用胳膊搂住了我。
“这次我们失败了，亲爱的，”他说，“但我们不会永远失败。
我们吸取了教训。
明天，革命就会再次兴起，那会是一场更明智、纪律更加严明的有力的革命运动。”
汽车在火车站停了下来。
我们将从这里乘火车前往纽约。
我们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有三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朝西驶向芝加哥。
车上挤满了衣衫褴褛的、没有技能的工人，都是深渊中的人们。
“那是被征集去重建芝加哥的奴隶，”欧内斯特说，“你知道，芝加哥的奴隶都被杀了。”
在那个时候，人口十分稀疏，以至于野生动物往往会成为一种危害。
在加利福尼亚有猎兔的习俗。
在某个特定的日子，一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聚集起来，排成一线在田野里驱赶兔子，将几万只兔子赶进一块事先准备好的围场里。在那里，这些兔子被男人和小孩们用棍子打死。
南面的贫民窟被烧是偶然还是雇佣军所为？这个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是雇佣军按照他们主子的命令放的火。
大多数的建筑坚守了超过一个星期，其中一座坚守了11天之久。
攻打每座建筑都像进攻一座堡垒，雇佣军们一层一层地往上打。
这是一场性命相搏的战斗。
没有人宽恕，也没有人求饶。在战斗中，革命者在上方占据着优势。
当革命者被扫除干净的时候，失败的不仅仅是一方。
现在，骄傲的芝加哥无产阶级不负祖先的威名。
因为他们被杀了多少人，他们的敌人也就被杀了多少人。
第二十五章 恐怖分子
直到欧内斯特和我一起回到了纽约，并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才彻底地了解到革命运动所遭遇的灾难的范围是多么广泛。
情况残酷而血腥。
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奴隶起义和大屠杀。
遇难者的数量大幅增加。
各地都实施了无数次死刑。
山里和荒僻的地方满是亡命之徒和难民，他们被毫不留情地追杀。
我们自己的避难所里挤满了被悬赏通缉的同志。
由于奸细的告密，我们有几十个避难所被铁蹄的军队突袭了。
许多同志灰心丧气，并且采用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
希望的破灭使他们失望而绝望。
有许多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恐怖组织成立了，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这群误入歧途的人放肆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却又常常妨碍到我们的计划，拖垮了我们的组织。
铁蹄冷酷而从容地行动着，为了搜寻我们的同志重组了整个社会组织。它彻查雇佣军、工人特权阶级和其特务组织，毫不留情地施加惩罚，毫无怨言地默默忍受由此引来的报复，并尽快填补斗争中出现的缺口。
而与此同时，欧内斯特正和其他领袖一起努力组织下一次革命的力量。
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你一定能理解，只要考虑到......
完结
这段短暂而绝望的时期的编年史里充满了血腥的文字。
复仇是支配一切的动机。那些恐怖组织的成员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对未来也不抱任何希望。
摩门教徒以摩门教神话中复仇天使的名字为自己命名。他们的组织从大西部的山区兴起，遍布从巴拿马到阿拉斯加的太平洋沿岸地区。
“女武神”这个组织里都是女性。
她们是所有组织中最糟糕的。
如果没有被寡头政治夺走近亲，这个女人是没有资格加入这个组织的。
她们将囚犯折磨致死，这真是一种罪孽。
另外一个著名的女性组织叫“战争的寡妇”。
“女武神”还有一个同伴组织叫“狂暴战士”。
这些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就是他们完全摧毁了贝娄娜城——一座雇佣军的城市，并屠杀了城里十多万人口。
“贝德拉米特斯”和“赫尔德拉米特斯”是一对双胞胎奴隶组织，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兴盛时间不长的宗教派别，名叫“上帝的愤怒”。
为了表明其他一些组织起名字时的异想天开和其极端认真的态度，我可以举出以下几个例子：“流血的心”、“早晨的儿子”、“晨星”、“弗拉明戈人”、“三个三角”、“三条杠”、“红会”、“维护者”、“科曼奇人”和“游魂客”。
这就是埃弗哈德手稿的末尾了。
她的句子突然中断。
她应该已经接到了雇佣军即将到来的警告，因为在她逃离或被捕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将手稿安全地藏起来。
很可惜，她没能活着完成她的写作，不然的话，欧内斯特·埃弗哈德被处死的情形肯定不会成为隐藏了七个世纪的谜团了。
